1928年，为了逃避包办婚姻，一位来自浙江绍兴的17岁女孩，独自一人登上去黄浦江的渡船，历经艰辛，辗转来到上海滩。在那里，她先是进了手帕厂缝制手帕，后来与丈夫一起开办了一家小小的夫妻店，生了八个孩子，活下来五个。她最有成就感的时刻是每年农历新年时，给一家大小穿上自己亲手做的新棉袄，烫了头发，略施粉黛，一起坐着黄包车到西式照相馆去拍一张全家福。那份富足和安乐让她容光焕发。有一个信仰始终驻足心底——“什么都能被拿走，靠一双手劳动别人拿不走。”直到90岁她还坚持自己买菜做饭。一天吃过早饭，她说困了要睡一会儿，就这么走了，享年98岁。

    这位奇女子就是杨澜的外婆，也是对她影响最大的女性。

    人人身上都是一个时代。出生于爆发辛亥革命的1911年，经历了民国和共和国，新旧思潮、政治风云虽然在外婆的生命历程中作为背景反复上演，但心中“自食其力’的信念从未有过改变，也是凭借这份辛劳，外婆换取了一位女性永生的幸福与安宁。

    如同外婆的被迫出走，女性从依附者成为自食其力者、从家庭主妇成为职场中人，也是在被迫中完成了转身。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突然降临，由于越来越多的男性走上战场，女性开始成为社会生产力的参与者，不论是小镇上的邮递员、车站上的搬运工，还是工厂里流水线上裁军装的工人，穿着裙子的女性们开始从事与男性几乎同样繁重的工作，虽然还不能与男性同工同酬，但被战争卷入职场的欧洲妇女自此拥有了就业权。就在17岁的外婆从家乡跑到上海滩的1928年，欧洲女性的就业人数激增，女性的处境因为加盟职场而发生着巨大而微妙的变化。此时的中国正处于民国的初创期，随着西方先进生产力的入侵，在近代工业开始萌芽与发展的过程中，女性与职场也发生着越来越宽泛的关联，外婆手帕厂女工的身份也就是当时典型的产业女工。从产业女工到独立开店，外婆依靠劳动为自己的孩子们创造着尽可能好的条件，大女儿凭借自身的努力，成为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成为20世纪40年代的知识精英女性。外婆的这位大女儿，就是杨澜的母亲。

    杨澜在一篇名为《解放》的文章中，回顾了外婆、母亲和自己三代女性的解放之路。

    秉承着“女人要独立，要为自己负责”的家庭教育，杨澜在奋斗的路途上也生成了自己的解读版本：辛辛苦苦，过舒服日子；舒舒服服，过辛苦日子。如今，仍在职场上继续奔波的她在接受各类访问时，最容易被问到的问题就是：你是如何取得成功的？你认为什么是成功？在一次北京大学的演讲中，杨澜用“成长，你唯一的把握”为题给予了全面回复。“Grown can not be replaced”，西方有谚语说道，“成长是不可替代的事”，人生之路雄关漫道，永无尽头，唯一可以用肉眼看得到的，就是比较今天的自己，是否比昨天更加耀眼。

    我们为什么会有焦虑、不安、困惑、迷茫？事业的成功一定带给我们幸福和快乐吗？女性在显著地推迟了婚姻和生育年龄之后，如何看待自己在家庭中的责任？当我们把昂贵的化妆品涂抹在脸上时，我们花了多少时间关注身心的健康？为什么中国女性就业率名列世界前茅，却还有近一半的女人认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我们该如何获得婚姻的安全感，是通过掌握男人的胃口、钱袋还是他们的心？我们该怎样养育我们的孩子，又该怎样向他们解释妈妈又要出差了？这是职场领袖杨澜的思考，也是一位杰出的职业女性对于天下职业女性的关切。

    （《幸福要回答》杨澜、朱冰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