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山西长大的，我爸还有好多人还得在那里生活下去。每天要呼吸，喝水，在街头走过。表姐说：“再也没有燕子在屋檐下搭窝了，下了雨也看不见彩虹了。”

一

我出生在1976年的山西。山西姑娘没见过小溪青山之类，基本上处处灰头土脸。

2006年我回山西采访，在孝义县城一下车就喉头一紧。导演老郝说：“哎，像是小时候在教室里生煤炉子被呛的那一下。”是，都是硫化氢。天像个烧了很长时间的锅一样盖在城市上空。一眼望去，不是灰，也不是黑，是焦黄色。

我1993年考大学离开山西，坐了三十多小时火车到湖南，清晨靠窗的帘子一拉，我都惊住了，一个小湖，里头都是荷花———这东西在世上居然真有？就在这年，中国放开除电煤以外的煤炭价格，我有位朋友未上大学，与父亲一起做生意，当时一吨煤17元钱，此后十年，涨到一千多元钱一吨。煤焦自此大发展，在山西占到GDP的百分之七十，成为最重要支柱产业。

2003年春节我从临汾车站打车回家，冬天大早上，能见度不到五米。满街的人戴着白口罩，鼻孔的地方两个黑点。车上没雾灯，瘦精精的司机直着脖子伸到窗外边看边开，开了一会儿打电话叫了个人来，“你来开，我今天没戴眼镜。”

我查资料，这雾里头是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悬浮的颗粒物。临汾是盆地，在太行山和吕梁山之间，是个S形，出口在西南方向，十分封闭，冬季盛行西北风，污染物无法扩散，全窝在里头了。

回到家，嗓子里像有个小毛刷轻轻扫，我爸拿两片消炎药给我，说也没啥用，离了这环境才行。他跟我妈都是慢性鼻炎，我妈打起喷嚏惊天动地，原先还让我爸给她配药，后来也随便了：“你没看襄汾这几年，新兵都验不上么，全是鼻炎、支气管炎。”

二

我不再想回山西了。

我妈和我妹都来了北京，山西我家不远处是火车站，为了运煤加建的专门站台就在十米开外，列车昼夜不停，轰隆一过，写字台、床都抖一阵子，时间长也习惯了。但盖了没几年的楼，已经出现沉降，一角都斜了。我怕楼抖出问题，劝我爸：“来吧。”他不肯，说：“你们走吧，我叶落归根。”

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说老宅子打算全拆了卖了。院里满庭荒草长到齐腰高，小孩子们在废墟上跳进跳出，我幼年用来认字的黑底金字的屏风早被人变卖，插满卷轴字画的青瓷瓶不知去向，八扇雕花的门扇都被偷走，黑洞洞地张着。拆不动的木头椽子上的刻花也被凿走了。

房子属于整个家族，家族也已经分崩，我也没有那个钱去买下来修复。2005年我去云冈石窟，离大佛不到四百米是晋煤外运干线一○九国道。每天16000辆运煤车从这路过，大都是超载，篷布也拉不上，煤渣随风而下，几个外国游人头顶着塑料袋看石窟。大佛微笑的脸上吸附二氧化硫和水，长此以往，砂岩所凿的面目会被腐蚀剥落。

佛犹如此，现实就是这样。但我是在那儿成长的，包括我爸在内，好多人还得在那里生活下去。每天要呼吸，喝水，在街头走过。人是动物，人有感觉，表姐在短信里说：“再也没有燕子在屋檐下搭窝了，下了雨也看不见彩虹了。”

（《看见》柴静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