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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现代转化溯源
1.龚自珍和魏源。
现代儒学的萌蘖可远溯于龚自珍（1792-1841）和魏源（1794-1857）。龚自珍、魏源两位儒家人物，可谓新思想萌芽的始祖，他们齐而呼吁变法，提出向西方学习，是儒家的经世致用思想使然。
2.曾洪之争。
洪秀全将大家熟知的《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改成了“皇上帝，造天地，造山海，万物备，六日间，尽造成，人宰物，得光荣”。这完全变成了基督教的内容。因此，曾国藩才会有这样的惊呼：太平天国“举中国数千年来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
曾洪之争，既是军事之争，也是儒家与耶稣教、基督教的一场宗教较量。在这场儒家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斗争中，儒家暂时占领了上风。
3.洋务运动。
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宣告了洋务运动“变末不变本、学器不学道、引用固体的改革方式的失败”。但是，“中体西用”作为第一个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范式却保留了下来，且影响深远。
中国儒学现代转化的初步尝试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下诏书《明定国是》，主张变法维新。6月19日，康有为奏光绪帝《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祀折》，系统地表达了他的孔教主张，可称得上近代中国孔教运动中的第一个系统的纲领性文件。
康有为力图通过对西方基督教形式上的模仿，完成孔教的宗教化改革，完成儒学向新形态的过渡。但是他却失败了。这是由于孔教运动与旧派人物，尤其是与袁世凯、张勋复辟活动相呼应，引起了激进知识分子的强烈不满。人们由痛恨袁世凯、张勋等复辟而憎恶康有为的孔教会，由厌恶孔教会而累及整个儒家文化系统。
中国现代儒学的奠基时期
康有为孔教运动的失败意味着制度化儒学的努力破产，怎样才能使儒家复活？
梁漱溟有感于西学有人提倡，佛学有人提倡，只要谈及孔子就羞涩不能出口。他怀抱着为儒家打抱不平的心态来为孔子出头，这一出头，则不同凡响，揭开了中国儒学现代转化的新篇章。
梁漱溟抛开儒家文化的一切外在牵累，包括制度的、礼俗的、官方化等牵累，直透孔学的内在精神——仁，通过对孔子仁的创造性诠释，进而转活儒家哲学，复兴儒学。他认为，现在西方文化的路向已经走到了尽头，其征服自然的态度所产生的物质文明和科学方法已经走向了反面，会给人类带来灾难。他大胆预言：现在是西洋文化的时代，接下去便是中国文化复兴成为世界文化的时代。
继梁而起，众多儒家学者通过努力，使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的中国展现出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港台新儒学
1958年元旦，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四人联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标志着海外新儒学的真正崛起，同时意味着中国儒学的现代转化进入新的阶段。
在海外新儒家群体中，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方东美等理论各具特色，但理论形态最为完整、系统、深刻且影响最大者首推牟宗三。牟宗三认为，当代新儒家最基本的一个任务是：如何由内圣之学解决新外王的问题。内圣就是道德理性之实践，即道德实践；外王是指治国、平天下之德业；新外王，就是民主与科学。本内圣之学以解决新外王，就是由中国文化之道德理性解决民主与科学的问题。
儒学第三期发展
中国儒学已经经历了两期之发展。第一期是由孔子经孟子、荀子到董仲舒；第二期是宋明理学；现在儒学则转为第三期之发展。
儒学第三期之发展关键在于儒学能否融摄西方的民主与科学，重建中国文化，开出儒学新形态。牟宗三把这一新形态概括为儒家式人文主义的彻底透出。儒家式人文主义的彻底透出，即“三统并建”说。简单讲，就是道统，加科学，加民主。当然三统不是并列的，道统是道德宗教，学统的核心是科学，政统就是民主政治。道统肯定，学统开出，政统继续，是儒家人文主义的完成，也是中西文化的自然融和，亦是儒学第三期发展的骨架与纲维。
（《人民日报·海外版》2.20 颜炳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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