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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部科学省日前将对“修改教科书审定标准”展开具体研究。
据了解，日本涉及近现代史的社会学教科书的审定标准设置了要求顾及邻国的“近邻诸国条款”。自民党内有强烈呼声称“这将造成历史教科书的自虐历史观”，自民党众院选举竞选纲领中明确写道，“将改善审定标准，让学生能使用写入以传统文化为傲内容的教科书学习。”
值此日本与周边邻国关系陷入僵局的情况下，日本修改教科书标准无疑显得十分敏感。因为上世纪30年代日本国内思潮的变化，早已给我们提供了有力的镜鉴。
1931年“9·18”事变后，尽管日本军部竭力宣传日本在海外取得的巨大成就，但日本的很多民众还是觉得，国家的海外扩张并没有照顾到他们的利益，所取得的战果对解决国内经济危机也没有任何助益。
谴责关东军行动的文章大量刊登在一些自由杂志上。《改造》杂志刊登了矢内原忠雄的一篇文章。矢内原忠雄是东京大学一位研究殖民政策的专家，他谴责日本在满洲的军事行动，称之为“自我失败”，并预言日本将无力承受中国国内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带来的压力。此后，日本的左翼人士纷纷采取进一步行动，一些地方性报刊也发出了谴责的呼声。1932年4月，一份由长野县农村青年创办的报刊向读者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满洲现在已为日本所占，但是你的生活是否改善？你能否偿还所欠的债务？我们大家都知道答案，那就是一个响亮的‘不’”！
然而，不管这些持不同政见者如何竭尽全力，他们还是发现要想自由发表言论愈发困难。当时，日本民族主义者的爱国热情走向极端，他们大肆抵制抨击军国主义的言论。对于那些左翼团体和人士，日本政府则采取逮捕等手段镇压。甚至吉野作造，一位日本最知名的民主制度的支持者也准备偃旗息鼓了。他在1932年写道：在日本，政党政府是“那些道德败坏的政党领袖和同样腐朽的大企业主之间的邪恶联盟”，结果，政府政策只是迎合了那些“大企业的利益，与此同时，老百姓，尤其是农民正日益贫困”。
在抵制、镇压下，大众杂志纷纷开始美化日本的海外扩张，鼓励国民团结起来随时投入战争。它们经常刊登一些诸如战地英雄事迹，以激起民众的热情。1933年之后，已经很难在街角的书报亭找到一本与官方观点不同的刊物，日本政府往往将其在东北亚的侵略扩张说成是保护本国正当权益的自卫行动。
在这一系列事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佐野学，他是日本共产党的一位高层领导人，于1929年被捕。政府官员以“思想犯罪”为由起诉他，法院判处他终身监禁。
1933年6月，佐野学宣布放弃自己此前的信仰，这震惊了日本的左翼党派。在狱中，佐野学写了一本回忆录，其中谴责日本共产党是“一股倒退的力量”，赞扬天皇“在建立一个团结一致的日本帝国中发挥了中心作用”。此外，佐野学还为日本在满洲的军事行动辩护，宣称：“日本对一个在文化上与自己相比极其落后的国家的扩张行为，符合人类历史进步的原则。”日本政府随即公开了佐野学的上述言论，不到一个月，500多名在押的左翼政党成员，以及1/3左右的共产党员纷纷效法佐野学。当局对这样的结果很是满意。到20世纪30年代末，警察以“思想犯罪”为由共逮捕了2000多人，其中大部分人都写了“转向”的声明。
至于河上肇，他在1933年1月被捕入狱，他虽然没有遭受酷刑，但四年的牢狱生活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他从来都没有背弃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然而，1937年1月，为了能够出狱，他同意不再从事政治活动，这就意味着他默认了政府对言论自由的压制。
（《世界新闻报》2.20 赵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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