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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崇德，新中国第一代宪法学者，1953年从教，著书立说汗牛充栋，迄今整一甲子；他是新中国宪法制定亲历者，参与了1954年宪法起草，如今数遍全国的学者，仅此一人；他是香港、澳门两个特区基本法起草委员，后来被称为“四大护法”之一。
1985年，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宣告成立。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亲自向许崇德颁发了任命书，任命他为起草委员。
经过一段时间集中学习，许崇德等5位起草委员赴港实地调研。那时，许崇德因患眼底出血症，住了一个多月医院。医生不让出远门，但他不听劝，戴上墨镜，拎着针药，在1986年春天出发了。
抵港后，有媒体捕捉到许崇德戴墨镜的照片，遂配以大字标题“戴着有色眼镜看香港资本主义”。对此，许崇德一笑置之。
在港期间，起草委员们与各界人士座谈，深入工农校医参访，时间甚为紧张。许崇德后来总结，起草香港基本法，既是统战工作，又是外事工作，还是群众工作。这期间，他与不少港区委员结下了友谊。一次，他与同为起草委员的金庸先生合作表演相声，传为美谈。
经过5年殚精竭虑起草制定，1990年4月4日，七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香港特区基本法。那天，列席会议的许崇德目睹法律通过，当即写下七绝一首：“银灯闪闪比繁星，喜乐洋洋溢四厅。百五十年蒙国耻，扫开瘴雾见山青。”
香港回归之初，偷渡活动频繁。对此，香港临时立法会修订《入境条例》予以治理。但一些非法入境者以权利被剥夺为由提起诉讼，官司一直打到香港终审法院。
1999年1月，香港终审法院作出判决，撤销对《入境条例》的修订，而且悍然宣布：香港终审法院有权审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行为。这一表态，激起许崇德的愤慨。他和参加过香港基本法起草的北京大学教授肖蔚云、外交部法律顾问邵天任、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吴建璠一道，通过《人民日报》发表谈话，严肃批评香港法院，一时间震动香港。4位专家由此获得“四大护法”头衔。
1999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对香港基本法行使解释权，规范了香港法院和其他任何人的行为。事实表明，4位专家发表的谈话是正确的。
2004年，在外国势力支持下，香港“民主派”策动元旦游行。针对当时形势，新华社在2月重新发表1984年邓小平关于《一个国家，两种制度》重要论述，受到香港市民拥护。但也有人说，20年前的讲话，今天已经过时了。许崇德于是撰写了《邓小平理论永放光芒》短文，摆事实，讲道理。这篇文章由新华社播发，内地和香港的报刊纷纷刊载。文章发表后刺痛了少数人的神经。香港“民主派”组织一帮人到新华社香港分社闹事，他们扯横幅、喊口号，还印了许崇德的肖像照片打上叉，扔在地上踩。
不久，年过七旬的许崇德顶着风浪抵港，参加香港基本法颁布十四周年纪念活动，他在香港会展中心发表演说：“民主嘛，是个动人的名词。但民主有真假之分。你们应该注意必须要真民主，不要假民主。你们可能还不晓得他们鼓吹的民主是什么味道哩。我可已经尝到过一丁点苦头了。我只是发了篇短文啊，就惹恼了这帮人，又是标语，又是口号，斥我‘含血喷人’，骂我‘可耻’，还在我相片上打叉。”
“这是民主吗？他们不是口口声声讲人权吗？而我为什么没有人权，没有言论自由、写作自由？我的肖像权、人格权、名誉权又在哪里？”许崇德提高音量：“现在他们还没有掌权呢，就如此欺侮人。将来真要是由这帮人掌权的话，那你们不知道要吃多大的苦头！”
霎时间，台下掌声雷动。
时隔9年，回想起这次不寻常的香港之旅，许崇德说：“当时去香港，无非就是想敲打敲打他们，让这帮人知道蛮不讲理、胡作非为是行不通的。”
（《光明日报》2.21 王逸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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