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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由于在“九一八事变”中执行不抵抗政策，备受国人苛责。热河沦陷后，张学良引咎辞职。1933年3月12日，张学良与夫人于凤至、女秘书赵四小姐等人悄然南下上海。
得知张学良一行将抵沪，杜月笙便把福煦路181号已关闭的赌场装饰一新，请张学良入住。杜月笙和张学良并无深交，现在见张学良处在倒霉的时候，觉得正是结交的好机会。这个时候拉他一把，他将来是不会忘记的。
然而不久后，福煦路的大门口出现了一颗炸弹，炸弹的引信被拆除了，不会爆炸。和炸弹在一起的，还有一封信，信上说：“请张学良这个卖国贼即日离开上海，否则，第二颗炸弹送来，定叫他粉身碎骨。”
炸弹和信，被杜月笙派的保镖发现了。杜月笙一看，又惊又怒。他觉得这是对他的公开挑战。张学良来上海，由他负责出面招待，上海尽人皆知。再说，这炸弹要是真响了，伤了张学良，杜月笙今后在上海滩还能混吗？这个台，杜月笙是绝对坍不起的。
经调查，杜月笙得知这件事是王亚樵干的。他叫来手下顾嘉棠，设法去见王亚樵，试图花钱免灾。但王亚樵郑重声明，此举是为国家民族大义，立誓分文不取。通过顾嘉棠，他让杜月笙转达张学良，要么马上回到北方去，重整兵马，向日本人开战；如果不战，请返回东北，自杀以谢国人。如果既不愿战，也不肯死，那么，请将全部财产交出，购买军火，接济关外的义勇军。“以上三条，张学良必须择一而行，否则，我的第二颗炸弹就扔出来了。”
杜月笙听了，微微一笑，让人转告王亚樵说：“张学良如果有罪，国家自有法律。你在上海私自行动，张学良是我的客人，我有保护之责。我觉得，我们之间不必要有无意义的牺牲。”
王亚樵觉得，在上海滩，要真和杜月笙抗衡，他还是有些力不从心的。于是，王亚樵对顾嘉棠说：“既然是杜先生的面子，那我就放宽一点，请张学良限期离开上海。不然，拼了我这条命，我也要履行诺言。”
听了顾嘉棠的汇报，杜月笙放心了。他又让顾嘉棠去对王亚樵说：“你放心吧，张学良在委员长的教诲下已经在奋发振作，洗心革面了。他现在正在请美籍医生米勒帮着戒毒。戒毒完成，最多不出一个月，他就要出洋考察。”
王亚樵不知道张学良还有吸毒的毛病。开始，张学良只是吸吸鸦片，后来，诸事不顺，他的毒瘾越来越大。如今，他正在扎吗啡，胳膊上全是针眼，连老烟枪杜月笙见了都为之骇然。他把自己力戒鸦片，如今毒瘾渐去，身体恢复健康的经过告诉张学良，希望他也能戒除毒瘾。张学良听后颇为动心。
王亚樵听了杜月笙的话后，未置可否。他对张学良的戒毒言行，采取了密切观望的态度。
张学良中毒太深了，平均每15至20分钟就得注射一针。想戒断，谈何容易？米勒医生提出，不但张学良要戒毒，他的夫人于凤至和女秘书赵四小姐一并戒毒。米勒还坚持由他来指挥张学良的卫队和亲随，并且赶走整天围在张学良身边想方设法为少帅减轻痛苦的张学良的私人医生。
三项要求张学良完全照办。米勒便先替他灌肠，吃麻醉药……张学良出现了难以忍受的痛苦，大喊大叫，鼻涕眼泪流个不停。米勒告诉杜月笙说：“此时只有下狠心，才能解决问题。”杜月笙同意了。米勒便停止使用镇静剂、麻醉药，把张学良捆在床上，任他挣扎，一直到筋疲力尽。就这样，经过个把月的时间，张学良终于戒去了毒瘾。
许多年后，张学良才知道，为了他戒毒，一些不明真相的东北军将领以为杜月笙要借机除掉他，竟派代表到上海来，扬言如果情况不妙，就武力解决杜月笙等人。好在杜月笙提前得到消息，把代表打发走了。
（《上海教父》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贾鸿彬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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