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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纪80年代起，南京即发动全民为部分遇难者建立了名单。每一个遇难者的名字后面都是一场追问。每一次长度的延伸，都是遇难者重回历史的证明。
难以完成的任务
几十年后，想把每个遇难者都复原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张生表示，对遇难者名单的调查“不能被日本右翼牵着鼻子走”。对统计遇难者相当重要的是南京地区基础户籍信息，“但当时中国的户籍制度严重不健全，遇难者全部列入名单是不可能的”。
对遇难者名单的调查，更多的是寻找一个一个的故事。学者王卫星曾经表示，鉴于当时处于战争年代，人口统计体系不完善，人口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有的人逃难离开南京城，有的人逃难进入南京城”。不光是遇难者名单，有时候确切统计微观层面的具体人数也很难做到。
很多历史资料无处可寻。
骑着自行车去寻找
费仲兴用田野调查的方式为遇难者名单增添了834人。
退休前，费仲兴是南京炮兵学院的数学老师。该校坐落于南京汤山，是南京的东大门。2001年，他从汤山地区的老人口中了解了南京大屠杀的日军暴行。此前，他一直以为大屠杀发生在城内及长江南岸。
2004年，费仲兴正式退休，他蹬着他那辆“二八”永久牌自行车，开始了他为期3年，对汤山地区3个镇、90多个自然村的漫漫走访。汤山地区834人的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有多半是费仲兴骑着自行车去找回来的；另一半，是电动车，“我老了，骑不动了，2006年改骑电动车”。
和他差不多时间开始田野调查的还有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南京农业大学、河海大学的大学生志愿者。中国青年报记者戴袁支、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史料陈列馆吴先斌等人也参与其中。
严谨的史料
在过去的10年里，姜良芹的主要研究工作是为南京大屠杀遇难者整理名录，设计身份卡片。这位南京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花费了大量精力查阅南京档案馆、中国第二档案馆等国内多所历史档案馆，并多次前往台北国史馆等地搜集史料，核实遇难者姓名、身份，记载他们的遇难经历。
10年间，她共制作14961张卡片，她说，其中确认身份的为13000多人。“当年国民政府在战后展开的调查，对幸存者、遇难者、见证者都有涉及，人数也并不少。但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为东京大审判、南京大审判取证，并非是大面积普查”，她表示，民国时期进行的这次大规模调查产生的史料，后来成为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名单来源的主体。
犹太大屠杀幸存者、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埃力·维塞尔曾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每个名字背后都有故事，这些故事构成历史。”
（《解放日报》3.29 吴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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