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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在其政治生涯中，即使遇上极其复杂的问题，也能冷静思考、从容面对。然而，1973年5月，周恩来在一次国务会议上却极为震怒、仰天长叹：“真是周门不幸！”
1973年是十年浩劫的第八个年头，神州大地满目疮痍。由于两年前的林彪叛逃留在全国人民心头的阴影还未消除，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夺权又在加剧，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忧心如焚，周恩来只能拖着病体，奋力支撑。
从1973年2月始，周恩来常常靠连续治疗和吸氧才能入睡。1973年3月5日，原本是周恩来75周岁生日，但他根本无暇顾及：不用说庆贺了，连休息几分钟也不可能。他拖着病体主持政治局会议，而且是连续开会，讨论决定有关中联部、外交部的涉外事件、纪念活动……他太累了，没法再支撑下去了，终于接受医生建议，在3月9日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自己要请假两周，以便治疗和休息。这一提议经政治局通过后获得毛泽东批准。可是，在这两周内，周恩来真的休息了吗？没有，在那个特定年代，他说的“休息”也只是相对的或象征性的。请看在他的“休息期”内的日程安排：
处理教育部部长何伟因救治不力突然去世事件；
处理公安部反映广东宝安、珠海等地居民逃港、逃澳事件；
看望病中的刘伯承，李富春、蔡畅和邓小平、卓琳；
在叶剑英陪同下出席中央军委召开的陆地边防工作会议、接见会议代表；
……
偏偏就在这时，我驻希腊使馆又发生了一件外交上十分荒唐的“雅典事件”。
1973年3月，由粮食部副部长调到外交部已经工作近十年的周伯萍，被委任为我国驻希腊王国的首任特命全权大使。
为落实希腊副首相马卡雷佐斯访华事宜，周伯萍于5月7日中午赴希腊外交部与希方联系具体行程安排。事毕时，已是当地下午的13点15分。当周伯萍乘车返回我国使馆时，发现沿途警车、哨卡明显比平常多得多，这说明当天雅典有重要国事或外事活动。周伯萍就问翻译，翻译也不是很清楚。回到使馆后，周伯萍要翻译去查一查新送来的请帖。碰巧，那天我使馆一个刚学英语不久的值班人员一眼看到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的一张请帖，内容是邀请我国大使于5月8日下午12点到13点30分之间去他们使馆出席国庆招待会的。捷克斯洛伐克驻希腊大使名叫科威克，其署名的第一个英文字母就是“K”，和科威特国名第一个字母相同，这个值班人员也没看清具体日期就误认为是科威特大使馆当天的请帖。
就这样，周伯萍和使馆翻译都认为刚才路上见到的就是科威特正在举行的国庆招待会。收到请帖不去参加人家的招待会是外交上的失礼行为。此时，距13点30分只剩下10分钟了，大家都有点慌了，也未看清请帖上的具体内容，周伯萍连衣服也未来得及换就立即登车赶去。没有想到，他们竟稀里糊涂地跑进了以色列驻希腊外交代表处，向以色列使馆代办祝贺了国庆（以色列的国庆日在5月14日）。
其实，当时我国与以色列还没有互相承认，双方根本没有外交关系。由于在1971年召开的联合国第二十六届联大会议上表决中国代表权议案时，以色列曾投了支持中国“驱蒋纳我”提案的票，所以，看到周伯萍出现在以色列使馆，在场的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当即问周伯萍大使：“大使先生，你到这里来是否意味着中国已经承认以色列？”当时周伯萍还不知道自己走错了地方，认为这是西方记者的无故寻衅，便简单地将其顶了回去。但那位记者还是向美国国内发回了消息。
直到第二天中午，周伯萍出席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国庆招待会时，罗马尼亚驻希腊大使叫过中国大使馆翻译，告诉了他事情的真相：昨天是去了以色列驻希腊外交代表处祝贺国庆。周伯萍大吃一惊，这才明白自己闯下了大祸！
一国大使在所驻国的一举一动都代表着他的国家。周伯萍在得知真相后，不仅心情沉重，而且有着强烈的负罪感。于是，他从使馆一回来，就立即决定采取三项补救措施：一、分别向希腊外交部和阿拉伯等各国使节说明中国周伯萍大使误入以色列外交代表官邸纯系工作上的差错，不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变化；二、立即向国内外交部报告情况，并作初步检查；三、向使馆全体同志如实通报，要求大家接受教训，改进工作。
外交部收到周伯萍的报告后，首先回电同意三项补救措施，并电召周伯萍回国。5月14日，周伯萍乘法国航班飞回北京，立即前往外交部报告事情经过。外交部根据周伯萍的认错检查，以及他及时的补救措施和迅速回国的态度，写成具体报告，呈送周恩来。
周恩来在看了外交部关于“雅典事件”的报告后极为震怒，说：“美国出了个‘水门事件’，主角是美国总统尼克松；中国出了个‘雅典事件’，主角姓周，真是周门不幸！”后来，毛泽东在看这份外交部报告时，认为周伯萍等我驻希腊使馆的工作人员是因为“没有调查研究的结果”才发生了“雅典事件”，这就完全改变了关于“雅典事件”的定性，相关人员也没有受到太大的牵连。
周恩来为何会说是“周门不幸”呢？原来，周伯萍和周恩来同属宋理学家周敦颐的后代，按辈分，周恩来比周伯萍高一辈，因此可以说是同门。
（《党史纵览》2013年第4期 秦九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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