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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贝利亚——康生》一书的作者维克托·乌索夫是俄罗斯著名的汉学家。书中作者所使用的材料大部分来自中国，但有些材料我则闻所未闻。
一
我们一般理解，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是整顿党风、学风和文风。实际上，在这之前有肃托运动，之后有抢救运动，时间跨度从1939年至1945年。包括前期的整风，后期的审干和抢救，都是康生领导的。当时，康生炮制出“张克勤反革命特务案”掀起审干高潮，从整风变成审干，从审干变成抓特务。
1943年4月1日胡宗南派高级参谋胡公冕按事先议定的日程到延安与中共谈判。胡公冕原为中共党员，后投靠国民党，但一直同情共产党。康生认为胡公冕是来联系延安特务的，所以在他到达的前一天夜里下令大逮捕。据任弼时秘书师哲回忆，4月1日夜里逮捕超过400人。一心向往革命的青年忽然被宣布为特务，对他们的精神打击太大，自杀的，逼疯的……这就是延安的抢救运动。
薄一波在他晚年的回忆录《七十年的回忆与思考》中写到他见到的抢救“惨状”：“那时母亲也与我一起到了延安，我把她安置在深沟的一个窑洞居住。有一天，我去看她，她说，‘这里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怎么回事。’我于是向深沟里走去，一查看至少有六七个窑洞关着约上百人，有许多人神经失常。看管人告诉我：他们都是被‘抢救’的知识分子，是来延安学习而遭到‘抢救’的！”
二
1943年7月15日中央机关召开挽救失足者动员大会，康生发表了胜利者的演说。参会的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弗拉基米尔在《延安日记》中写道：“彭真宣布开会，他说：‘特工部抓不尽充斥于延安的所有特务，因此我要求共产党员们在这个事关重大的问题上给予帮助。’彭真讲完话，一些悔悟的‘特务’排队上台——自然是事先安排好的，他们恳求宽恕。”接着由康生作“抢救失足者”报告。弗拉基米尔写道：“这个情报局头子咬牙切齿，发了风似地挥手叫喊：‘你们十分清楚，你们有很多朋友被捕了！要是今天在这里参加会的许多人明天被关起来，你们不要大惊小怪。’”
“朱德以平静的声调问道：‘这是不是说，从现在起，我就该担心自己被捕，或等着看我的朋友被捕？你怎么敢用这种方式来对待党的优秀分子？’”反对抢救运动的领导不止朱德一个，陈云便不在自己领导的组织部内搞抢救运动。但他们都没有制止康生的能力，因为总学委凌驾于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上，康生是总学委副主任，只服从正主任毛泽东。
三
毛泽东研究专家李锐评价这次会议时写道：“康生的这个报告把延安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反奸’斗争推向了高潮……以至后来斗争‘特务’的人也都是‘特务’。”
此后，各地竞相召开坦白大会，“特务分子”纷纷上台坦白交代。绥德师范学校召开坦白大会，16岁的马逢臣跳上主席台说：“我是受过特务机关训练的特务，任命我当石头队长。”说着他举起一块石头。“这就是我的物证。他们让我用石头杀人。”接着，一个14岁的小姑娘跑到主席台前，痛哭流涕地说：“我根本不是真心实意参加革命，而是受万恶的特务指使。他们让我用美人计腐蚀干部。”
康生欣赏自己的“杰作”，但很多领导干部对康生的做法有意见，周恩来和任弼时劝告毛泽东停止抢救运动，延安不可能有那么多的特务。
四
抢救运动是在季米特洛夫直接干预下刹车的。1943年12月22日，毛泽东收到共产国际前主席季米特洛夫以个人名义发来的电报，其中提到：
我对康生所起的作用也心存疑虑。清除党内敌对分子和把党团结起来的党内正确措施，被康生及其机构扭曲得面目全非，这样做只能散布互相猜疑的情绪，帮助敌人瓦解党。
季米特洛夫虽已不担任共产国际主席，但毛泽东知道他同斯大林的亲密关系，而且，中共中央领导人早已对康生表示不满。当时，毛泽东自己承担了责任，公开向受害的党员道歉，康生则没有作自我批评，不肯为毛泽东分担责任。
直到“四人帮”粉碎后，康生在延安犯下的罪行才得到彻底清算。
（《经济观察报》4.1 蓝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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