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延赤12岁时被送到学校食堂入了伙。盼望着暑假在家改善生活，却又被送到农村去锻炼。13岁开始，几乎所有的假期，权延赤都在农村度过。
在农村，他最愿意干的活就是拔麦子和掰老玉米。拔麦子尽管极苦，但是拔一把可以吃一口；掰老玉米时，饿了，啃一只嫩玉米棒子，又香又甜。有时候，他甚至连玉米芯也吞进肚里。
有一年暑假，权延赤所在的农村断盐。七天不尝咸滋味，直馋得他去一口一口喝老乡家腌菜的汤。盐有了，权延赤挖来一大盆野菜，把盐压碎，细细撒在上面，吃个精光。盐搁多了，吃完口渴。于是，他又灌了一肚子凉水。夜里，上吐下泻，浑身浮肿，眼睛只剩下细细的一道缝。权延赤勉强睁开眼，见父亲正站在床头，默默地望着他。
权延赤说：“今天，我特别感激我的父母。现在，我可以适应最艰苦的生活。爱有两种，一种是溺爱；一种是慈爱。所幸，我得到的是后一种爱。不然，今天我也许会成为一个纨绔子弟!”
权延赤大学毕业后，应征入伍，踌躇满志期待着大展拳脚。不想，“文革”风暴中，担任省委书记处书记的父亲被打倒，权延赤也成了“勤杂工”。他接兵、送兵、买器材、下农田、带宣传队，就是不能接触业务。搞数理化比不得挥文弄墨，长期荒废再想捡起来就难了。权延赤心急如焚，又无可奈何，只好借酒浇愁，吟诗解闷。刚烈一条好汉，禁不住泪如雨下，大放悲声。冥冥中似乎有人在冲着他的耳朵喊：“权延赤，我告诉你!酒精只烧数学脑袋，不烧文学脑袋，你写东西吧!”这声音，在权延赤的耳畔一直回响。
拾起文学梦的权延赤翻箱倒柜找到一本马烽的小说集：《我的第一个上级》。这本没头没尾，只有《韩梅梅》一篇完整小说的集子成了权延赤潜心学习的教材。权延赤以异常虔诚的心境读了几十遍。读到二三十遍时突然茅塞顿开，他长叹一口气，把书一扔，道：“我也能写!”他利用病假的时间，开始写第一篇小说—《新来的女大学生》。写了撕，撕了写，头发不剃，胡子不刮，饿了，煮一把挂面，渴了，喝一碗凉开水，整整两个月写得昏天暗地。小说写好后，权延赤在寄稿信封上写下了：太原《山西文学》。经过五天的煎熬与期盼，权延赤接到了通知他去山西《汾水》编辑部的电话。到了太原，权延赤只觉得天也高了，地也阔了……
1986年，在北行的列车上，正在创作长篇小说《多欲之年》的权延赤与一位空政文工团的演员同行。这位演员向权延赤讲述了自己的见闻和经历，讲她当年陪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跳舞的故事。权延赤感觉到这里有丰富的宝藏，值得下大力气去挖掘。回到北京后，权延赤写了一篇8000字的纪实文学—《珍藏在心底的回忆》，发表在《追求》杂志上，随即被十余家报刊竞相转载。这以后不久，《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出版发行，该书成为权延赤的成名之作。神坛上的毛泽东通过李银桥等贴身卫士们的娓娓讲述和权延赤手中的笔，终于走回了生他养他，和他休戚与共、血肉相连的亿万人民之中。
（《中国青年报 》3.5 杜卫东）
（权延赤，祖籍河北完县。1945年11月生于内蒙古赤峰市。“延赤”这两个字是他的人生写照：孕于延安，生于赤峰，长于赤峰和呼市。生他时，早年即参加革命的父亲已是二十军分区的政委，母亲则担任着区妇联主任职务。权延赤记事时，父亲已经在某省出任省委秘书长，不久又担任了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按常理说，权延赤应该过着优越的生活。但是，“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权延赤的父母或许深谙此理，并没有让儿子过上优越于同龄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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