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中叶以后，广东境内天灾与兵祸不断，又不时发生土著、客家之间的大规模惨烈械斗，以至于“地方残破，征收渐绌”，“有贫之实而仍富之名”，政府无力主持有效的救灾行动，责任便更多依赖于地方慈善事业以及殷实的商人，这就是清朝后期善堂在广东蓬勃兴起的根本原因。

    咸丰四年（1854年），广州成立了最早的善社——润身社，同治十年（1871年），又建立爱育善堂，此乃近代广东最早的善堂。省内佛山、肇庆、汕头等主要商埠，争相仿效。到了民国初年，广东成为各路军阀争斗、革命与反革命拉锯的战场，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几近瘫痪，民间主导的社会救济更是刻不容缓，于是全省出现善会风起、善堂林立的局面。

    这些善堂平日赠医施药，荒年则运米救济饥民，发挥了很强的社会稳定器作用，在民众中享有极高威望，地方政府亦不能不加以倚重。而它们大多数是由有名望的地方绅商组织，行会商人捐资，因此除了从事慈善事业外，也具有近代商人社团的部分功能。这就是为什么1903年8月广州商务总会筹备之初，两广总督指定广仁等五大善堂牵头商议。

    在此之前的1902年，身在上海的郑观应听说广西左右江水旱成灾，马上致函广东善堂劝请义捐，自己则变卖家产，凑集白银一万两认捐赈灾。他得到广仁善堂支持进入商会领导层，与此善举亦不无关系。

    （《中国经营报》4.15 谭洪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