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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4日及4月27日，富士康再发“两连跳”。此前，员工跳楼的惨剧就曾多次在这个全球代工巨头里上演。
机械压抑的工作、没休止的加班、突然而至的责骂、看不到未来的迷茫等，无不在考验着富士康工人、尤其是“新生代工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
去年10月，记者曾到太原富士康“潜伏”过20天。记者被分配到化成车间的喷码线上负责“收料”，即把沿着流水线流下的手机和电纸书的壳拣到托盘中。上班的10个小时内，每个工人大约需要收八九千个料，平均每4秒就要重复一个“伸手—拿料—放料”的动作。
富士康的工人每天需要在车间工作10个小时，其中包括8个小时的正常上班和2个小时的加班。如果不加班的话，一个月只能拿到1800元的底薪，偿还掉厂牌里的400元饭费和100元左右的住宿费后，所剩寥寥。
一个床位一个月换了仨人
今年4月，记者再次前往廊坊富士康体验打工生活。
记者与来自五湖四海的打工者一起，手持大包小箱，列队在富士康园区，去往公寓楼。沿途，一栋栋灰白相间的楼宇，包裹着一张长约数十米，宽约2~3米的大网。这些大网是2010年富士康发生“N连跳”之后安装的。如今近三年时间，多已破损，裂着大洞，在风中摇摆。
记者被分配到的宿舍一共10人，5张上下铺。宿舍成员中，年龄最大的40来岁，最小的不足18岁，多数20岁出头，学历初、高中。“欢迎你来，但是，你，什么时候走？”30岁的河北籍青年王二猛向记者打趣说。
“王二猛之问”有着它的因由：这张床位一个月换了三个人，“都是新员工，受不了苦闷压抑的工作，都辞职了。”
宿舍中，多数为工作1到3个月的新员工，王二猛因工作半年，在宿舍被公认为“资深员工”。
有时候王二猛会看着一撮撮刚进富士康的新人发笑，“嗨，来富士康干啥？能吃苦不?想当机器人呀！”
机械、压抑的流水线生活
4月23日晚7时30分，廊坊富士康的一个厂房车间，记者和其他三十多名新员工一起，在流水线上通宵作业。
进入车间，迎面扑来浓厚的化工气味，地面上绿色的地板沾满油渍，走在上面不时打滑。操作间机器轰鸣，上百人在数百台飞速运转的操机台前忙碌着。
新员工中，多数男工被分配在操机台手持喷枪，经老员工简单指点，开始流水作业；女工则对所生产出的产品精度进行测量，超出误差范围的将判定为废品。
记者负责对二十余台机器生产出来的每一个流程产品拿到测量台测量。然后再拿着流程产品返回，并反馈给操机台前的工友。
记者的这个活儿在不少站在操机台前作业的工友眼中“再轻松不过了”，可以来回走动，可以和女工搭话聊天。
实际上这个工作并不轻松。记者需要将二十多台机器生产出的每一个产品样本分别送到距离记者二十余米远的测量中心。
“你要跑起来，否则检测不完，良率会降低。”在油滑的地面上，一个工友向记者叮嘱。从晚上8点到11点，二十米远的“跑道”，记者不间断跑了三个小时。夜晚11点，是吃饭时间。我们在食堂匆匆饭毕，短暂歇息后，又匆匆返回车间。
从12点到凌晨起，一刻不停地沿着二十米长的跑道来回行走。其间，几位操机台工友操机时，闭着眼睛，趁线长不在，休息几秒钟。凌晨三时，记者的双腿已经失去知觉，机械地从操机台，不断打滑，滑向测量间。
凌晨四点多，因为良率低，线长将质检人员组合到一起，“昨天的废品情况30多个，今天是60多个，你们在干什么……”
凌晨五点，8小时工作完成。新员工可以休息，老员工则多选择再延长2个小时，以便赚取加班费。
机器轰鸣声中，厂区领导召集新员工训话，一个管理人员说，如果对我有意见，可以拨打关爱热线，但你们要知道，别人拨打了那么多次，工作人员没有一次找过我事儿，你们自己掂量。
无法提供帮助的关爱热线
王二猛最近几日情绪低落，经常晚上独自饮酒。
他做的是抛光的工作，每天要抛光29筐手机后盖，一筐36个，累计要抛光千余个。辛苦的工作没有换来管理者的赞许。王二猛说，他的直接上司——线长，尤其看重“良品”，但因多种原因，王二猛所生产的良品率并不高。
他解释称，手机后盖抛光是流水线上最后一道工序，他无法左右流水线上的其他人——如果手机后盖的“料”不好，如果承载抛光液的桶不干净……都会导致良品率降低。如果良率低，线长会直接劈头盖脸说，“你今晚别回去了，直接面圣吧。”王二猛称，这里的“圣上”，是富士康线长的直接领导：一位科长。
巨大的良品压力导致王二猛经常失眠，甚至靠药物安神。
每逢夜班时，最难熬的是凌晨。刚开始，一到凌晨五点，王二猛养成了一个习惯，“偷偷站着睡觉十分钟。”
最近，王二猛不敢睡觉了。一个月前，王二猛去其他车间支援，车间的机器手咔嚓咔嚓上下摆动，凌晨5点左右，一个小伙子操作中打瞌睡，不小心一低头，机器手猛地抓住头向下按。“我看到他满头是血……亏得瞬间躲开。不然可能没命。”
他当时惊得一身冷汗，瞬间清醒。随后，他越来越怕上工。他厌烦了操机台上的工作，想换一个环境。
在室友的建议下，4月23日晚，他拨打富士康员工关爱热线78585（请帮我帮我），咨询是否可以调岗。
关爱人员答复称，无法提供帮助，“你需要自行先和目前的车间沟通，声明要调岗；然后找好愿意接收你的车间，声明愿意接收……”挂了电话，王二猛一脸迷茫。
4月23日，记者来到心理咨询中心，称自己压力大，“看到工友们陆续离开，心里难受，并且工友们说像机器人，不知道该怎么调节。”
心理咨询师说：不要在乎别人说什么，而要看自己是否适应环境，这也是一个相互选择的过程，你选择富士康，富士康也要对你做出选择。
选择富士康的年轻人
28岁的李国春是在去年10月30日的深夜到达太原的。第二天，他挤公交车赶在8点之前到了太原富士康的北一门。这时，28岁的张顺地、20岁的范振鸣等人也提着窝了被褥的编织袋，等待进厂。
他们之前素昧平生，但却已在打工或者漂泊中走过了很长的一段岁月。
李国春此前一直在煤矿下井；张顺地在一个小铸造厂待了10年；范振鸣则一直辗转在汽修店和餐馆，“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想干什么”。
与他们同行的，有做了几年小买卖赔本欠下债务的前老板，有在北京摆了十数载大排档无以为继后的返乡青年，还有原来跟着团伙摸黑从工地顺钢筋的“问题少年”……
什么人都有，却“都是些没出路的人”。张顺地觉得，但凡还有点别的办法，就不会来富士康“遭罪”了。
他们珍视每一分钱。厂牌里的400块钱被细致地分拆到每一顿饭上。“早饭3块，午饭和晚饭各5块。”一个不到20岁的小男工吃早饭时计算说，如此400块钱正够一个月。
他们盖的被子大多是花35块钱从厂外面的小店铺里买的。被子很薄、掉色，而且散着一股莫名的味道。即便这样，有的工人还舍不得花这个钱——被子花15块钱买二手的，枕头是从那些没人住的宿舍里捡的。
张顺地的老婆来看他，两人去富士康外面找了间一晚40块的旅馆。张的老婆嫌“太贵了”。李国春到超市转了一圈，发现“超市卫生纸2块钱一卷，贵得很”。
至于富士康流水线上的工作，李国春和张顺地都觉得，比起下煤矿和拖铁水，流水线的工作算不上太累。
今年开春，富士康极少加班。没了加班，就意味着月收入只有1800块的底薪。一宿舍10个人走了8个，只剩李国春和另一个两出两进富士康的工友还在坚持。
(《新京报》5.7 尹聪 申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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