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政府跟市场关系的改革，总像一个摆动于左右两极的钟摆。古典经济学过分强调市场，凯恩斯主义过分强调政府。撒切尔夫人和同时代的里根，将当时非主流的新自由主义变成了政府管理和公共服务的主要理论依据。这个新主流，又从过分强调政府转向过分强调市场。但事实上，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出现表明，“政府”这只手和“市场”这只手对于发展而言是同时需要的。

中国当下面临的问题绝非美国的“过度市场化”。若聚焦到公共服务领域，更能看到“政府责任不够”和“市场化不够”问题的交织并行。但对于政府和市场各自的作用、权限范围、界限，我们必须有一个平衡的、相互制约的认识，尤其不能简单地非此即彼。

未来中国公共服务改革也要解决好“多”跟“少”的问题。换句话说，中国公共服务到底应该走高福利模式，还是基本福利模式?粗看之下，走高福利模式，意味着高税收；如果选择基本福利模式，则意味着让老百姓多分钱，多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偿付能力去获得更进一步的服务。但问题绝非如此简单。政府应选择哪种福利模式，公共服务应在何种程度上推行市场化，与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及其对腐败问题的管控能力直接相关。

简单地说，如果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不高、能力不够，就应尽可能让自己承担的公共服务少一点，确保把“基本福利”、“最小责任”部分做好做实。然后减少税收，让老百姓自己去做余下的选择。

较之市场，政府的效率注定是更低的一方，但它又是必要的。因为它有解决市场失灵、促进社会公平和公众福利的责任。我们不能因其效率低，就否定政府的作用和意义。回到中国的改革方向来说，未来中国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必须改革，尤其要在绩效和质量上有所提升。但是，改革的方向绝不是往市场化一推了之。

（《解放日报》4.25 诸大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