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6月，我在一次章太炎逝世五十周年纪念会暨学术讨论会上第一次见到朱维铮先生。那次朱先生做了论晚年章太炎的报告，我对他的印象是：持论则精悍有力量，模样则凛然有傲色。

1992年秋，我到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读王元化老师的博士。朱先生是“王府”的常客。朱先生说：“我自始就视元化为罕觏的良师，忘年的畏友。”“维铮”也是元化师经常挂在嘴边的名字。有一次，元化师告诉我：有友人打来小报告，称朱先生在外扬言——上海也就是王元化还可以谈谈。“这个朱维铮！我跟他说：你爱怎么得罪人我管不了，你别把我带进去啊！”语气是嗔怪的，但元化师的笑容却灿烂之至。

我博士毕业后，在复旦读博士后。开始旁听朱先生的课程。后来，朱先生搬到中心村居住，我们隶属同一个小区，出入同一个大门。从此，我常常当他的跟班。当时还孑然一身的朱先生会买菜，有厨艺，但常见他在小区门口一家小面馆里对付午餐。他每周煮一锅茶叶蛋囤积着，饿了就拿一个热热吃。

朱先生逢席必饮。某天在上海社科院开会，会后便宴，主人谦称招待不周，饭菜简陋。朱先生说：“我是孔夫子的信徒：惟酒无量。”他把自己听来不够入耳的下半句“不及乱”腰斩了。邻座一位学者问道：“孔子在哪里说过这话？”朱先生手一扬，很话剧地吐出四个字来：“请读《论语》！”朱先生的桀骜不驯、特立独行早已有口皆碑。某次开会，有位自然科学家言辞中流露出对文科的轻视，朱先生忍无可忍了：“你不要以为在国外帮人涮了几年瓶子就了不起，我告诉你：你出去是学人家，我出去是人家学！”

朱先生和章培恒先生都好酒。酒过三巡，章先生开始揭朱先生的短：在章府喝酒，朱先生醉了，章先生只好安顿他睡下。第二天朦胧中一睁睡眼兼醉眼，朱先生问章先生“你在我家里做什么？”

二

朱先生上研究生课不带讲稿，在自己的办公室，边抽烟边漫谈，虽然海阔天空，但却不枝不蔓。有一天他提到颜之推的观点，一时口误，所述与《颜氏家训》正相反。课后我们一起回家，我一提颜之推如何说，他就反应过来了：糟糕，我弄反了。一周后再上课，他说：“上个礼拜我把颜之推的意思讲反了，傅杰给我指出来的。”

朱先生教了大半辈子书，培养出名士无数，但也有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位女博士生为人聪明，但志与力都不在史学。老师一再敲打精疲力竭，学生遍体鳞伤依然故我。朱先生每周三下午上课，跟那位女生同宿一舍的章培恒先生的博士生爆料：“太可怜了，她每到周一就开始脸色发白，嘴唇发青，等周四才会红回来。”

一天下课，朱先生跟我推着自行车回家，言及这位低足，气不打一处来：“我让她交开题报告，她千方百计躲着我，实在躲不过了，今天就交给我这么皱巴巴的一张纸。”他一手握车把，一手从搁在车兜的包里摸出一张皱巴巴的才写了大半页的信笺。气急败坏之下，连着蹦出两声国骂。

三

2010年4月，我去肺科医院看动过手术的朱先生。他从床边取出新鲜出炉的《重读近代史》，一笔不苟地签上“傅杰兄正”，说书编就有日，序却刚写完：“来这里前一天，我想这下子一进去不知道还出不出得来，不好再拖了，用了一个晚上，到早上七点总算改完。九点就进来了。”此时，离他被查出绝症不到一百天。

2011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拟以线装本形式出版《辛亥先哲诗文选》，请教朱先生，朱先生推荐我编。朱先生逐页看完校样，让我转告出版社：不要赶什么纪念日，首要的是保证质量。九月中旬，朱先生让我去取序言——一字一句全是亲笔，方格稿纸整整九页。此时，距手术已过去一年。朱先生背部开始出现大面积疼痛。

在2006年时，朱先生曾出任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大师》栏目首席学术顾问。记得整个“采访”过程，朱先生一直保持着他冷峻的批判精神：“你要了解这一段历史中间，有一群知识分子怎么生活，怎么思考，怎么活动，从《围城》可以了解这个历史大潮流中间某一个点。钱锺书的观点是，我暴露一下我所知道的在大时代的漩涡中间这样一群在漩涡边缘的知识分子的生活。”

面对镜头的朱先生嘴角现出一丝嘲讽的微笑。

（本文摘自《怀真集：朱维铮先生纪念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文汇周末》4.27 傅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