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9月下旬，画家丰子恺从上海来到了台北。

    那年，丰子恺年满50，面貌清癯，留着一口著名的山羊胡子，神态稳重。或许是饱受战乱之苦的缘故，精神虽好，却略显老态。丰子恺到台湾，跟心情有很大的关系。八年抗战之后，重回故乡，旧居缘缘堂只剩断垣残壁，亲友离乱，莫知所踪。更难过的是，好友朱自清好不容易挨过战争，却在这年八月里，于贫病交困中过世了，心情之糟，可想而知。

    然而，更大的压力是面对高涨的物价，谋生大不易，光是张罗家中七个孩子的生活费用，就够累的了。所以当开明书店的章锡琛章老板邀请丰子恺一起到台北看看开明分店时，他便答应了，散心之外，他也想去试探迁居南国的可能。他的女儿丰一吟那年暑假刚从艺专毕业，跟章锡琛家人都很熟，乃跟着同行。两家人于是搭乘“太平轮”，从基隆上岸，浩浩荡荡来到了台北。

    章家人住进了中山北路一段77号的开明书店台北分店，那是一长排有着洗石子立面的三层洋楼街屋之一，样式古朴。丰子恺父女则住进转角巷道内的招待所，正式的地址是中山北路一段大正町五条通七号，照推算，应该在今天中山北路一段83号巷内。中山北路东侧这一带，与几个重要官署相近，日治大正时期被辟为公务员宿舍区，乃取名为“大正町”，该町规划系仿照日本京都棋盘式街廓，所以留下了“一条通”直到“九条通”这样的巷弄名称。因为此地治安出了名的好，战后国民党高官一进台北便纷纷抢占，蒋经国早年就住在这附近。

    丰子恺一生与烟酒茶结缘，不可一日或离。他在台北，什么都好，就是喝不惯这里依然残留日本遗风的米酒跟红露酒，为此伤透了脑筋。当时在台大当文学院院长的老友钱歌川家里存有一坛绍兴酒，特别送来书店供养，却还是解不了瘾。他在上海的弟子胡治均得知老师“有难”，急忙又托人带了两大坛来，方才稍解了渴。“台湾没美酒”最后竟成了丰子恺决定不移居台湾的理由，艺术家率真性格，表露无遗。

    但我一直不大相信丰子恺是因为没有绍兴酒可喝，而不愿意搬到台北的，语言的隔阂，恐怕也是原因之一。丰子恺初到台北，曾带着女儿上餐馆，两人跟女服务员比手划脚讲了半天，还是讲不通，丰子恺灵机一动，改用日语，果然一下就讲清楚了。“在自己的土地上，竟然要用外国话才能沟通。”他后来不无感慨地说。

    （《中华工商时报》5.8 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