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文学史上，有不少关于“一字师”的美谈。

    五代诗人郑谷为诗僧齐己改《早梅》诗，将“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改为“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把“数”字改成“一”字，生动形象地表现出了“早梅”的特点——“一枝”抢先，可见其早。

    北宋文学家范仲淹在浙江桐庐做太守时，写了一首赞颂严子陵的诗：“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长。”写好后，给友人李泰伯看，李泰伯读后说：“‘云山’‘江水’等词，从内容上说，很宏伟，从用语上说，极有气派，而下面用一个‘德’字接它，似乎局促，换个‘风’字怎么样？”这样一换，诗味果然不同。范仲淹极其佩服，遂尊李泰伯为“一字师”。

    晚清封疆大吏沈葆桢是林则徐的外甥和女婿，年轻时，即长于书法，善于吟咏。有一次，他作《咏月诗》，得妙句“一钩已足明天下，何必清辉满十分”，颇为自得。林则徐看后，也觉得不错，但品味再三，又觉得美中不足，于是提笔把“何必清辉满十分”一句中的“必”改为“况”，诗境顿显开阔。一字之改，将佳作提升为精品。

    1952年元旦，原东北大学历史系教师罗元贞看到毛泽东的《七律·长征》中出现了两个“浪”：“五岭逶迤腾细浪”“金沙浪拍云崖暖”，认为这种重复历来为诗家所忌，便提笔写信给毛泽东，建议将“金沙浪拍云崖暖”的“浪”字改为“水”字，毛泽东欣然接受并复信，称罗元贞是他的“一字师”。

    20世纪30年代，教育家陶行知写了一首赞扬某小学的诗：“有个学校真奇怪，大孩自动教小孩。七十二行皆先生，先生不在学生在。”有个八九岁的女生却提出：“大孩能教小孩，小孩就不能教小孩吗？我看应改为‘小孩自动教小孩’。”陶行知惊喜不已，逢人便夸：“这个小孩可真是我的‘一字之师’呀！”

    （《光明日报》5.8 张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