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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丽亚的同事和朋友们都说，“她总是笑盈盈的”，“她是我认识的人中最坚强的女孩儿”，“她从没抱怨过生活”。不过，没有人知道她真实的内心世界。
能干的袁家姑娘
袁丽亚家位于安徽省庐江县同大镇姚湾村，大部分农户以种植葡萄为生，一年有万把块钱的收入。邻居家都是二层小楼，外墙和大门都贴着瓷砖，袁家只是破旧的平房，门垛上红砖裸露。
室内只有两间房，一间是袁强(化名)夫妇卧室，另一间是客厅兼厨房。裂缝从屋顶顺着墙角延伸至地面，家具破旧得看不出原色，衣服从没有玻璃的大衣柜门上拱出来，卧室里唯一的电器是一台20多英寸的长虹彩电，天线绑在一根两米多长的竹竿上，倚靠在大衣柜旁，所有的窗子上都没有玻璃，用几块塑料布代替。
客厅里有一张餐桌、一个厨柜、一张用两条长板凳架起的木床。袁丽亚不在家时，这是弟弟的卧室，袁丽亚回家时，这张距灶台不到两米的床就归她，14岁的弟弟则与父母挤在一起睡。
袁丽亚4岁时就能出门帮父亲买香烟，6岁会做饭，9岁那年，就可以帮着母亲照顾刚出生的弟弟。收棉花时，她背着麻袋去地里捡剩下的棉花，两个多小时就能捡二十多斤；晚上跟父亲去打鱼，鱼篓都是她背。“村里人都知道袁家的姑娘能干。”袁丽亚的大姨说。
2006年，袁丽亚中考落榜，跟着当服装导购的老乡来到了北京。
北漂生活
16岁的袁丽亚当上了服装导购。这是一个门槛很低的职业，只需相貌端正，身材正常，几乎年轻女孩都能胜任。
袁丽亚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同乡经营的店铺里做导购，包吃包住，年底结薪。条件有限，袁丽亚只能与老板的女儿同睡一张床。这个可怜的姑娘有些精神失常，发病时还动手打袁丽亚，袁丽亚默默忍受下来，不过年底结账时，老板却因为生意不景气，没有给袁丽亚发工资。
这年春节回家，袁丽亚跟一位朋友哭诉，但哭过之后，她又豁达地对朋友说，“不过，他们家的确很困难。”
第二年，在雅宝路做生意的大姑叫她去帮忙。在那里，袁丽亚第一次接触到外贸生意，开始在业余时间学习商务英语和俄语。半年后，她已可以与外国客户流利地交流。
一位朋友形容那个时候的袁丽亚，充满了年轻人的激情与斗志，她对朋友说，“国内市场没有前途，要多学习点在外贸市场干才能赚钱。”
除了勤奋，袁丽亚也很节俭，一位和袁丽亚共过事的女孩记得，整个冬天，袁丽亚只有一双鞋，晚餐也只是在路边吃些麻辣烫。母亲王红(化名)则说，每年春节，袁丽亚都会带回一万多元，今年春节，她留给了家里三万六千块钱。
父亲的大病
2009年春节后，袁丽亚没像往年一样回北京，而是跟随一位同乡去了上海。可一个月后，她就接到了要她回家的电话。
父亲半夜突然全身抽搐，神志不清。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最终诊断为胰腺内分泌肿瘤并已转移至肝脏，这是一种较罕见的功能性肿瘤疾病，病人不断分泌胰岛素，导致体内血糖水平迅速降低，一旦低于正常水平，就会昏厥。医生得知其家境后，善意地劝告，“寿命只有三到五个月，回家吧。”
父亲记得，袁丽亚坐在病床边哭着说：“我死都可以，但你不能死。”她带父亲到省里的医院住院化疗，一个月花掉两万多元，但病情仍没有好转。
回到家里，袁强每天至少昏倒一次，最多时一晚上昏厥4次。妻子王红每次用奶瓶给他灌葡萄糖水，也只是暂时缓解。
2010年，袁丽亚的主要工作是带父亲看病，合肥、北京，只要有希望，她会拉上父亲就走。为了维持生活，在家时，袁丽亚就在家门口的小超市打零工。
直到2011年，通过网上咨询，袁丽亚得知北京协和医院可以治疗这种罕见的癌症。七八月间，袁强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住院50天，花费两万八千元后，病情有所好转。
顾锋是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教授，他说，该病与已故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的病类似，发病率只有百万分之一，在已有全身多处转移的情况下，即使切除原发灶也很难根治，保守治疗是每月注射一支价值一万四千元的针剂。
了解到袁家的难处，顾锋和其他病友为袁强募集了6支药品。一家国外知名药企得知后，愿意给予援助。每个月，该药企将一支针剂从瑞士空运至上海海关，再空运至北京，最终由顾锋转交给袁丽亚寄回安徽老家。
在顾锋印象中，这个90后女孩既孝顺又懂事，如果取药时见不到顾锋，她便打电话表示感谢，还专门从老家带来一只活鸡，要其收下。
“她没有时间去有爱好”
袁强记不清治病花了多少钱。“至少有十几万。”他叹了一口气。像中国大部分农民家庭一样，本就不宽裕的袁家因病返贫，全家所有收入几乎全用在他一个人的身上。
为了给父亲治病，袁丽亚回到北京重操旧业。她打两份工，每天凌晨4点，到大红门服装批发市场做早市导购，接待的都是批发商家，要喊破嗓子拉客，使出全身力气搬货、打包；上午10点半下班后，再去服装店当导购；有时，袁丽亚还和几个朋友一起去夜市摆地摊。
20岁的袁丽亚成为家庭支柱。她在QQ空间里不止一次感叹自己压力大，需要拼命挣钱，但这个女孩又会很快振作起来，鼓励自己：“什么都不要在(再)想了!接下来就是努力上班挣钱让爸妈过上好日子!袁丽亚，加油!相信你行的……”
不过，熟悉她的朋友知道，虽然在北京拼搏多年，袁丽亚始终没有融入这个奋斗了七年的城市。
白天，她所工作的地区距离天安门的直线距离仅6公里，掌握着华北和东北地区的街头时尚，她穿着最新款的时装样品，向各地商户推销紧俏的商品。然而，夜幕降临，回到城中村的租住处，门一关，北京的繁华与喧嚣，依旧只是北京的。
袁丽亚手机电话簿里的号码，近半数已成空号，有的人接到电话后，很久才回忆起“袁丽亚”是谁。一位曾经熟识的朋友说，大家都很忙，许久都见不到面，根本不了解她有什么不开心的事，问及袁丽亚的业余爱好，他回答，“她太忙了，没有时间去有爱好”。
没有回复
袁丽亚的大多数心情藏在手机和微博里。
在她的89条微博里，出现最多的词语是“梦”“伤害”“幸福”或“爱”。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仅有一条亮色的微博：“嘿嘿，好兴奋一个!和弟弟跑河里捉了好多麻虾回来，我真是太厉害了!呵呵，正愁明天不知道吃什么……”
她的手机里，始终保存着一条短信：“静静地站在某个角落，看着这个世界，看着来往的人群从身边走过，渐行渐远。有的人离开我们，或者将要离开，以及正在离开。所以请你珍惜身边的人。”熟悉她的朋友们说，袁丽亚有乐观开朗的一面，也有多愁善感的一面，她听歌会黯然神伤，听到雨声，就会跑出去淋雨，看着看着电视剧，就会流泪。
本来，再过两个多月，袁丽亚就要回家帮忙卖葡萄。细心的袁强发现，女儿最近心情不好。原本每天给家里打一个电话，但出事前十几天里，她只打过一两个。
5月2日下午4点48分，袁丽亚给父亲打电话问：“爸爸在干什么?”
袁强正在葡萄架下帮妻子剪枝，发现女儿的声音不像平时清脆，还带着哭腔，问：“你怎么了?”袁丽亚回答：“我没事，你别累着就行。”
袁强赶紧把手机递给一旁的妻子，女儿告诉母亲她有些不舒服，没说两句，手机就没了声音。
大约10分钟后，袁强又打了过去，电话里传来嘈杂的人声和汽车喇叭声。袁强怕女儿听不清，大声说：“晚上回到家再打吧。”他没有听到女儿的回复。
晚上7点多，袁强想到女儿一天要做两份工，怕打扰她休息，便让儿子帮忙发了条短信：“丽亚，身体不好就不要上两个班了。妈妈问到底哪里不舒服，为什么这几天不开心，有什么不开心的打电话和妈妈讲。”
袁丽亚没有回复。
(《中国新闻周刊》2013年第17期 刘子倩 杨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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