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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流传一则消息说，中共在抗战期间，曾背着浴血抗战的4万万同胞，秘密与日本最高军政总部议和。一时间，污蔑中国共产党不抗日的莫须有罪名甚嚣尘上。笔者通过阅读相关资料，方知当年确有中共和日本最高军政总部接触之事，但不是去“议和”，更没有达成过什么协议。
那 是1944年上半年的一天，中共中央华中局代理书记兼新四军政委饶漱石找到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敌区工作部部长扬帆，叫他负责接待审查从南京监狱放出来的纪纲。此人自称是我们的情报工作干部，是南京日军“华中派遣军总司令部”冈村宁次派来的，说有重要信息向新四军传达。
扬帆确认，纪纲确为我党派驻南京领导情报工作，他在南京经常与一名日本进步记者西里龙夫交换日伪方面的情报。西里龙夫后被日方发觉逮捕，供出了与纪纲等人的关系，纪纲被押解回上海，判为无期徒刑。可是，日军冈村宁次总部为何现在要把纪纲从监狱中放出来，并不加掩饰地派他到新四军来呢？原来，这和当时日本侵略者日益走向穷途末路的形势有关。
当时，法西斯国家意大利、德国先后投降，日本已明显感到灭顶之灾即将来临。为了缩短战线，早日拔出深陷在中国的泥足，日军妄想与新四军取得某种默契，却苦于无门。日军想到了关在监狱中的纪纲，想派他当说客，找到新四军上层领导关系，以延缓他们失败的命运。
纪 纲到了新四军军部后，向饶漱石报告了日本人的意图。面对如此重大问题，华中局请示了党中央，批准可以和日本人秘密接触，目的是为了搞清楚对方的真实意图。
1945年6月间，纪纲从南京带来了冈村宁次总部的3个日本人，新四军首席代表彭康(华中局宣传部长)、梁国斌(新四军保卫部部长)和扬帆参加了谈判。
见面后，这3个日本人提出“局部和平”的意向，当即遭到扬帆等人的拒绝。日本人以为新四军嫌他们身份低，不信任他们，因此提出希望新四军派负责官员去南京和冈村宁次总部首脑直接谈，并绝对保证安全。
新四军军部认为，这对进一步了解日本人的动向，对中共中央研究全面敌情极为有利。
军部决定派扬帆去南京。日军华中派遣军的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和扬帆见面。今井提出，日方希望在华中和新四军达成局部和平的协议，甚至愿意让出8个县城给新四军，希望新四军将来能和日方合作，共同对付美英和蒋介石军队。此言即暴露出日军的真实意图，他们是怕新四军和美国军队合作。
扬帆明白日本人话中的圈套，便向日方说，我可以把你们的意见带回去请示新四军领导。今井知道谈不下去了，又由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以冈村宁次代表的名义出面来见扬帆。小林是日本天皇的亲弟弟，他知道要具体谈判已不可能，便向扬帆说：“我们双方既然有友好的意向，具体问题先不谈，希望保持联系”。
后来，扬帆回到新四军总部，即向华中局和军部作了汇报。
中 国、美国、英国3国政府于1945年7月26日发表了《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9日，苏联百万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同时，毛泽东主席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我军在前线各地开展了全面反攻。
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天，华中局即派扬帆和纪纲赶去南京找冈村宁次谈判受降。
到达南京后，扬帆没有直接去冈村宁次总部，而是派纪纲先去试探日方态度。纪纲见了日军后提出朱德总司令下达的命令，要日方就近向新四军缴械投降。日方答复说，根据《波茨坦公告》的规定，日军只能向国民政府投降。
扬帆此时也已获悉蒋介石恐我军受降，下达3道命令，要解放区军队“就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并下令他的嫡系部队“积极推进”和我军争夺受降。
美国的麦克阿瑟以远东盟军总司令的名义对日本政府和中国战区的日军下令，只能向蒋介石政府及其军队投降。扬帆亲眼看到蒋军军官已来南京，他觉得此时再去找日军谈受降已无益处，新四军和冈村宁次总部的秘密接触至此结束。
（人民网 5.15 赵连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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