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治理公众深恶痛绝的腐败，还是解决种种经济问题，都要从限权、放权和分权改革着手，不仅是把权力关进笼子——更首要的是把关在笼子中的权力放出来，也就是还权于市场，还权于社会，还权于民众。放权改革的效应在于，提升政府的公信力。

    当下，政府公信屡遭诟病的一大症结在于：政府和官员手中掌握着太大的权力，在舆论和公众面前树立了一种“全知全能”形象，处处有审批的身影，时时有监管的目光。当政府以全能的上帝自居，手中掌握着似乎是无限的权力时，自然就会被舆论和公众课以无限责任。

    当所有问题都归咎于政府时，公信没有办法不受损。当政府承担了不该承担的责难，被赋予了种种不切实际的期待时，官民矛盾的激化就不可避免。民怨沸腾地指向政府，可政府又无法满足这种期待，权力这时就成了一个烫手山芋。

    所以，放权改革对政府是一种减负改革，分权给社会和民众，失去的是权力，得到的却是轻松；放手的是权力，同时减去的是重负和枷锁。政府有必要谦卑地示弱，承认“这事儿政府办不了”、“那事儿政府无能为力”，这不仅无损政府的权威和公信，反而能树立实在的形象，政府能力确实是有限的：官员的理性有限，政府的财力有限，很多事情交给市场和企业办会更好，这没什么可羞耻的。

    专权的结果，是把所有矛头都集中到专权者手中，而民主的结果则是，参与决策的每个人分担了责任。一个民主的社会虽然也有民怨，但不至于事事都归咎于政府。

    （《中国青年报》5.21 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