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载，有一日，吴王阖闾问孙武：“六家世卿分别掌管晋国地方，谁先灭亡？”孙武答曰：“范氏、中行氏最先灭亡。”“其后韩魏两家灭亡。赵氏因为没有抛弃过去的赋税制度，晋国最后归他统治。”吴王惊问其故，孙武答曰：这六家虽然都在各自领地内进行了田赋制度，但周朝规定百步为亩，而范氏、中行氏改成每一百六十步为一亩，智氏改成每一百八十步为一亩，韩氏、魏氏改成每二百步为一亩，独赵氏改成每二百四十二步为一亩。这意味着，在每亩征收率一定的情况下，亩制越小则赋税相对较重，亩制越大则赋税相对较轻。事实上，后来晋国的形势正如孙武所料。

    可以说，在政体既定的国家之间，以税负判定其兴衰存亡是一种简易的方法，也是比较客观准确的。但是，如果政体不一样，就不能以偏概全。

    判定国家兴衰的最高标准是人道自由。如果一个国家的税制是把纳税人当人看的，是从纳税人的行为心理规律出发的，是遵从纳税人涉税意志的，也就是遵从法治、平等、限度原则的，那么，长远看，这个国家就会繁荣进步。

    而判定一个国家兴衰的根本标准，则是公正平等。如果说赋税公正意味着征纳税人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平等交换，那么，赋税平等则意味着涉税主体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平等交换。

    归根结底，判定一个国家兴衰的终极标准在于——能否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福祉总量，以及增进的大小与多少。

    固然，六家世卿存亡兴衰之理，与其征税税率、老百姓负担轻重有关，但根本说来，则在于他们过多剥夺了老百姓创获财富的自由自主权利，显失公正与平等，没有真正发挥国家的本分职能，满足百姓的生存与发展需求。

    （《深圳特区报》5.21 姚轩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