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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维铮逝世后，在介绍他的学术生平中指出：“朱维铮被学界认为是国内文化史研究的主要奠基人。”这个评价丝毫也没有过誉。
1980年，朱维铮倡议复旦历史系组建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这是全国高校第一个以思想史和文化史为专题的研究室。室主任是蔡尚思教授。成员是朱维铮、汤纲、李华兴、姜义华，时称复旦历史系“四大金刚”。他们是上海“文化热”的倡导者和发起者，而朱维铮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位。
复旦思想文化史研究室之后，朱维铮就开始筹划举行学术讨论会。1982年年底，“中国文化史研究学者座谈会”在复旦召开了。全国5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个会议。当时媒体评论说：“这是建国后30多年来我国文化学术界人士的首次聚会，拉开了中国文化研究的序幕。”朱维铮在会上介绍即将出版的《中国文化史丛书》和《中国文化》研究集刊。此后，他一直致力于文化史研究的策划和推动工作。
文化研究在上海“热”起来了。“文化热”催生了《中国文化史》丛书和《中国文化》研究集刊；“文化热”孕育了一大批文化新人。在朱维铮和他的同仁的活动和策划下，1986年元月初，复旦在西郊龙柏饭店举行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出席这次研讨会的有来自全国和世界三大洲六个国家80多位专家学者。全国各地文化学术界精英纷至上海。
“龙柏会议”将“文化热”推向高潮。是年5月，上海市委宣传部举行“上海城市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即上海文化战略研讨会），上海和来自全国各地文化学术界知名人士300余人欢聚一堂。
在“文化热”中，朱维铮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就是组织编辑出版《中国文化丛书》和《中国文化》研究集刊。《丛书》主编是周谷城教授。编委会的“阵容”，不仅有老中青三代，还涵盖了各个学科的代表人物，同时也顾及到地方性。在当时是一流的，确实是令人羡慕和钦佩的。
朱维铮那时刚晋升副教授不久，但在众专家学者眼中，他年富力强，富有才华，活动能力强，声望颇高。他是第一次当上这样大型丛书的“常务编委”，没有什么经验。他经常引用周谷城教授说的一句家乡老话来勉励大家：“草鞋没样，越打越像。”这套丛书从组稿到定稿，事无巨细，他都一管到底。
《中国文化》研究集刊创办于1984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室和复旦历史系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共同创办的。集刊由两个主办单位轮流负责出版，复旦历史系基本由朱维铮负责。由于朱维铮和他的同仁的努力，复旦历史系成为中国学界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中心，朱维铮成为中国文化史研究领域中一位“领军人物”。
虽然《中国文化史丛书》只出版20多部，《中国文化》研究集刊只出了五期，但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都留下了光辉的一页。至今，学界一些同仁一提到这套丛书，都不会忘记朱维铮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朱维铮的一生，大半时间和精力都在做“学术的组织者和资料整理者的工作”，这种“学术组织者和资料整理者的工作”，比起一些所谓“大部头著作”，对学术研究更有价值，贡献更加重大，意义更加深远。
（《世纪》2013年第3期 施宣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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