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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回归人员再犯罪的比例，一直是司法部门工作的难点。
“10个人中能有5个找到工作就不错了。”沈阳市于洪区司法局劳改劳教社会工作科科长许伟介绍，剩余的人只能“自谋生路”。而那些“自谋生路”的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可能因为受到歧视找不到工作而再次犯罪。谁来帮助他们？
在沈阳，张立祥兄妹和塔湾车行的出现，是一个福音。一个小小的塔湾车行，不仅每年有1.5亿元的营业额、600万元的税收贡献，还做到了300余名回归人员“零再犯”。实际上，据不完全统计，除了车行的正式员工，如果算上在车行租赁“档口”的小老板们雇佣的回归人员，这里5000余名工作人员中约有2000人为回归人员。
一个少年犯的故事
对于刑释解教人员的安置困境，于洪区司法局局长王宇深有体会，“给谁谁都不愿意要”。“少年犯一般犯的都是小事儿，小偷小摸、打架滋事，一旦判刑，基本没啥出路了。”于洪区人民法院少年庭庭长金京玉10年前就注意到塔湾车行，她促成法院与车行签订“失足少年安置协议”，将获判缓刑的少年犯送来车行“上学”，“找了多少家关系好的企业都被拒绝了，只有塔湾车行答应下来”。因为同样有过“浪子”经历的老板张立祥亲身感受过这种被拒绝的滋味。
那个由金京玉送到塔湾车行来的刘强（化名），他的遭遇令人潸然泪下。刘强曾是一个听话懂事的好孩子。学习成绩中等偏上，被跆拳道教练认定是棵“好苗子”。为给重病的妻子治病，刘强的父亲办了14张信用卡透支了20万元，最后差5万元没能还上，以“诈骗罪”被判入狱5年。刘强放弃了最喜爱的跆拳道，要回1800元学费，但只够母亲两三天的药费开销。此后母亲很快去世、奶奶改嫁、同父异母的姐姐外出打工不理他。
一群小伙伴同情刘强，纷纷让他到自己家住。和一群不爱上学的孩子混在一起，受到“恩惠”，刘强唯一“还人情”的方式就是帮人打架。最惨的一次，两只胳膊被打得双双骨裂。那次打架以后，奶奶彻底不要他了。冬初的一天傍晚，还只穿一件半袖衬衣的刘强，实在扛不住，上奶奶家取衣服。奶奶却死活不开门。整整一宿，刘强等在楼道里，饥寒交迫，觉得“这一夜，比一年还长”。第二天一早，奶奶从门缝里甩出一句话：“你的破衣服早就叫我扔了。”连看都没看孙子一眼，老太太又“砰”地一声迅速关上了防盗门。刘强又给外出打工的姐姐打电话，可姐姐一听是他，一句话没说立马关机。此后再拨打这个电话只听到“您拨打的电话是空号。”
一个月后，刘强因抢劫罪被捕。他抢了别人16块钱，花15元吃了一顿麻辣烫、喝了两瓶矿泉水。
案子到了金京玉手里，为给刘强找学校上学，“我把认识的所有领导、局长都找了个遍”，半年多时间，终究没能解决。后来，她把刘强送到了塔湾车行。在这里，刘强和其他少年犯一起，住在统一的宿舍，有衣服穿、有饭吃，每月还有工资。
“大哥”和“大姑”
62岁的张立艳负责所有回归人员在塔湾车行的饮食起居，也包括那些少年犯，“孩子们的工资我负责看着，等他们‘毕业’，一并还他们”。在这里，结婚成家就是“毕业”。
5月3日，现年20岁的少年犯张光远毕业；5月21日，父母双亡的小青年白云飞即将毕业；6月12日，在塔湾待了近10年的“神偷”徐庶才也要毕业了……张立艳的屋子里，平行叠放着4台39英寸的电视机，“今年4个人结婚，俺家老大给他们一人送一台”。
张立艳管58岁的弟弟张立祥叫“老大”，因为他是家里的长子；而在塔湾，从没人管老板张立祥叫张总，一般的称呼都是“大哥”或者“老大”。
“大哥，要结婚了，还差3万块钱。”白云飞来找“大哥”借钱，“大哥”两秒钟做出反应，“给两万，跟张光远一个标准！”结婚的车队是统一的奔驰、宝马车队。回归人员不论生老病死，张立祥都是一管到底。一个兄弟得了阑尾炎，大哥二话没说，付了两万多元手术费；孩子们“倒车”没本钱，大哥给钱买车，挣了算他们的，赔了算自己的；刘强要上学、要去监狱看父亲，大哥四处打点，拎着大包小包给他父亲捎去。
张立艳是孩子们又爱又怕的“大姑”。车行春节联欢会上，几个孩子齐刷刷向她敬礼，喊了一句“大姑，我们永远爱你”之后，又互相说了两句悄悄话，一起走到张立艳跟前鞠了一个大躬，“妈—妈—好！”
张立艳紧看着这帮曾经的“少年犯”。“年纪小，不懂事，可不得看紧些，不然出去再轧了坏道怎么办？”每个孩子都必须住在宿舍，早上8点前起床，夜里10点前睡觉。为了让孩子们收心，张立艳早早地带他们去逛早市，买些吃的、用的，新衣服啥的；晚上就陪他们打牌“斗地主”，故意输些钱给他们，多则八九十，少则二三十。
和孩子们在一起，张立艳笑过，也哭过。“什么单位，管那么严！出去溜达溜达都不行，真变态！”张光远的女朋友曾指着张立艳的鼻子大骂。张立艳的眼泪唰唰地往下掉。吵归吵，张光远与女友结婚那天，大姑还是出现在现场祝福新人，“总归是自己家里人，跟自个儿孩子一样，不跟他们计较”。
“把人当人”
张立祥的抽屉没有上锁。“根本不用锁，锁了也没用。这里高手小偷有的是”。张立祥办公室的门长期开着，每天至少有十几拨人到这儿找“大哥”，他不在时，大家就自助喝水沏茶、吃些水果。20年来，“神偷”云集的塔湾车行从来没有丢过钱或者其他物品。不仅如此，“神偷”们还在汶川地震、雅安地震时数次向灾区捐款，累计捐款超过14万元。
李文杰，一名曾经的“惯偷”。8次“进宫”，累计在监狱住了13年又6个月，3次剖腹自残以躲避警察的追捕。然而，到了塔湾车行的李文杰再也没有偷过，现在存了钱，打算找个伴儿安定下来。当年，前妻抱着还在襁褓中的儿子来到监狱与他签订离婚协议，那是他人生中最糟的一段日子。20多年过去了，现在是他“最好的状况”。
“在这里不受歧视，大学生、下岗职工跟我一起工作，没人瞧不起我。”如今的李文杰，每月到手的保底工资1100元，张立祥给所有人都上了“五险”，还补足了蹲大狱时的欠费。李文杰每月能倒一台车，还能“对缝”做二手车中介赚一些，一天三顿免费，一年四季公司都发新衣服，每月净赚四五千元。李文杰现在在圈内以诚信经营闻名，“绝不以次充好，绝不制假售假，什么品质卖什么价钱”。
“人就是这样，你说他是好人，他就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你越说他行径恶劣，他越破罐子破摔。”于洪区司法局局长王宇说，“贼窝”里之所以不丢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贼”在这里没被当贼看。为了缓解矛盾，张立祥曾辞退了个别偏见较深的大学生和下岗工人。“他们没了工作还能再找，回归人员可不容易再找工作”。
呼吁政策支持
这种对回归人员的偏爱，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使得塔湾车行的公益形象深入人心，尤其是深入服刑在教人员及其家属的心；另一方面，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却恰恰利用这一点攻击车行。“没有名分、没有政策，谁都可以欺负塔湾车行。”为此，张立祥这个身高一米八几的东北大汉曾开着车偷偷跑到郊外哭过，也曾被气得眼冒金星，最后不得不进行心脏搭桥手术。
到政府办事儿，带着礼品却常常连管事领导的面都见不上；向政府反映一下企业诉求，张立祥说10句也抵不过别的老板说一句。税没少上、钱没少挣、事儿没少干的他，对这一点不服，“人家有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说话，就是比俺们有分量”。
前几天，一名原全国政协委员来车行卖车，卖车不成便以“调查黑社会”为由“埋汰”车行，“这里尽收些不三不四的劳改犯，不是黑社会是什么？”几年前，塔湾车行的竞争对手，在辽宁省两会上分别以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的身份连续两年写提案、议案，状告塔湾车行“涉黑”。那两年，张立祥被调查得够呛。如今，得到司法系统正名的塔湾车行，仍然保持着当年被调查时的“谨小慎微”——每周开会进行“普法”教育，并全程录像做会议记录；为每个回归人员建立工作档案；在车行交易集中地装上摄像头，以防产生纠纷时“说不清”。曾经就有竞争对手派人来塔湾车行挑衅滋事，几名回归人员险些上当“出手”，幸好被张立祥兄妹及时阻止了。
张立祥打算成立一个辽宁省民营企业回归人员安置协会，为更多的民间“草根”安置基地正名。“如果能成立协会，我有办法让更多朋友加入收留回归人员的行列。”然而，这个民间组织历时半年多，依然“办不下来”。“愿意为回归人员做点事儿的人太少了，不歧视他们就算不错了。”
说起政府出钱向民间安置基地购买回归人员安置服务，张立祥笑着摇摇头，他不懂啥是“社会管理创新”，也头一回听说什么“政府购买服务”，他只有个简单的愿望，“希望有个成文的制度规定，明确民间安置基地有哪些权利和义务”。
（《中国青年报》5.21 王烨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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