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招后大学生就业难是不争的事实，但扩招一直没有被及时调整，相关方面坚持认为中国需要更多的大学生。在这样的结构下，就业率便成为论证这种“需要”的重要参考指标。

    在行政化的体制之下，有这种“需要”的部门只能向高校施压，拿招生名额来与就业协议签约率挂钩。对于大多数低级别的高校而言，收入与招生规模挂钩，减招就等于砍经费。就业协议的签约率，因此成为教育部门向高校派发的“绩效指标”。然而，这个“绩效指标”由被评价的高校自行填写。各高校的学工系统既要采集毕业生的就业数据，又要向校领导重视的就业率负责。如果站在这些基层职工的角度看问题，诸如把颁发毕业证与签约协议挂钩，或者以实习、见习证明顶替就业证明等现象，便不难解释了。

    如果不正视大学生供过于求与专业错配的问题，继续粗放式地扩招，这些造假的数据将会继续出现。在这样的背景下，整个社会的利益都将受损。其中受伤害最深的，仍然是倾囊而出缴纳高昂学费期望以有质量的教育改变命运的学生，以及在他们背后的千万个家庭。

    （《21世纪经济报道》6.4 陈永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