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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读书，不少年轻朋友可能都会想起周恩来总理少年时的一句话，“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1917年东渡日本前，周恩来为一同学题词“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那么，什么是“中华之腾飞”呢？
中华腾飞需要青春梦想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他在狱中的自述写道：“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唯有直言。倘因此而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则。唯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
在这段话中，李大钊不仅表达了他从少年起就立下的救国救民之志，而且以一种特殊方式表达了他早在1916年就论证过的一个信念：“青年不死，则中华不亡。”
在李大钊看来，一个民族，就像一个人，也各有其生命，有“青春之民族”，也有“白首之民族”。但与个人不同，白首民族可以重新焕发青春。在李大钊心目中，中华民族就应该有这样的回春再造，对此李大钊曾通过对“中华”之“华”的词义解释，进行了充满诗意的描绘：“华者，文明开敷之谓也，华与实相为轮回，即开敷与废落相为嬗代。白首中华者，青春中华本以胚孕之实也。青春中华者，白首中华托以再生之华也。”
为了使这样一种民族形象从理想变为现实，李大钊寄最大的希望于“青年之自觉”。“青年之自觉”，是一种青春的精神、青春的激情。没有这样一种激情，一个人哪怕年纪轻轻也仿佛垂垂老矣；有了这样一种精神，一个人哪怕年岁老迈也仍然青春焕发。
中华腾飞也需要理性平和
李大钊最感兴趣的，是史学。他认为，文学教我们“发扬蹈厉”，哲学教我们“扼要达观”，而史学除了也能发挥类似作用以外，主要功能是教我们“踏实审慎”。
李大钊对“踏实审慎”的强调，表现之一是他在讲历史的时候把重点放在现在和未来上，而不是放在过去之上。李大钊说：“吾人在世，不可厌‘今’而徒回思‘过去’，梦想‘将来’，以耗误‘现在’的努力。又不可以‘今’境自足，毫不拿出‘现在’的努力，谋‘将来’的发展。”
在时间的三个向度当中，“现在”介于“过去”和“未来”的中间，李大钊在解释“中华”之为“中”的时候，不仅强调中华民族在空间上地处天下之中，而且强调中华青年要在时间上深切体会“时中之旨”：“旷观世界之历史，古往今来，变迁何极！吾人当于今岁之青春，画为中点”，以今天为起点，超越过去，创造未来。
在李大钊的思想中，“中”不仅可以做时空上的理解，而且可以做义理上的理解。现代中国大思想家梁漱溟，曾经这样形容李大钊的个性：“他是一个表面上非常温和的人，同大家一接触，人人都对他有好感，实际上骨子里头他也是很激烈的。”这个伟大生命不惜牺牲自己而为之激烈奋斗的，恰恰是一个友爱而讲理的社会，一个不偏激不极端的国家。李大钊的思想或许可以这样来表述：我们心目中的中国之所以叫“中国”，不仅是因为它地处中心（其实对任何人来说，自己国家可以说都是地处中心的），而且是因为，第一，它时重当下而弃往迎来；第二，它道守中庸而不走极端——中国，因此是一个生机勃勃的“中道之国”。
梦想和理性缺一不可
从前面所讲可知，青春梦想和理性平和都很重要，而且它们之间具有互补性。
在这方面，李大钊关于青年和老人不同的社会责任，很值得重视。李大钊赞颂青春、崇尚现今，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否定老人的独特的社会责任。在李大钊看来，“青年贵能自立，尤贵能与老人协力；老人贵能自强，尤贵能与青年调和。”青年和老人各有特点、各有长处：“若为青年，则当鼓舞其活泼畅旺之气力，为社会摧除其沉滞之质积；若为老人，则当运用其稳静深沉之体验，为社会整理其善良之秩序。”可以说，李大钊实际上是把青春激情和成熟理性看做是对中华民族重新焕发青春必不可少的两种宝贵的精神资源。
因此，青春梦想和成熟理性对于中华民族腾飞缺一不可：没有“梦想”的“理性”是消极而乏味的，没有“理性”的“梦想”是盲目而狂躁的。
（《解放日报》6.9 童世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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