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认同的问题，是现代性诸问题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个人或群体而言，“认同”是一种包含着鲜明价值判断与价值期待的心理趋势。但很显然，认同问题又不单纯是一个心理学的问题。事实上，无论何种意义上的认同，都必然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认同的资源与认同的意向。前者指的是，我们的种种“认同”是在什么立场或关系中，以何种身份进行的；后者则着重说明，当个人或集体在此基础上开始追问“我是谁”、“我在哪里”以及“我们该如何活着”等问题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是试图辨明并且更妥善地处理我们与国家、民族、社会、宇宙（大自然）的关系，我们“沉重的肉身”与灵魂的关系，以及这些抽象的名词背后种种更为现实与具体的政治、经济、道德、信仰、知识、情感、观念的关系。因此，现代意义上的认同问题，实质上也是涉及现代社会精神与物质层面诸多要素的大课题。
在探讨西方的自我观念与现代认同的关系时，查尔斯·泰勒（Ｃｈａｒｌｅｓ Ｔａｙｌｏｒ）在其大著《自我的源泉——现代认同的创制》（Ｓｏｕｒ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ｌｆ：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中曾用如下两个概念规定认同的含义：承诺（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ｓ）和自我确认（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因为“这些承诺与自我确认（为认同）提供了一种框架和视界……在其中，我能够采取一种立场”。同时，他也明确地阐明了现代认同的三个方面的含义：现代的内在性，即我们自己是具有内在深度的存在的意识和与之相关的我们是自我的观念；从现代初期发展而来的日常生活的形成；作为一种内在道德源泉的表现主义的自然概念。在这一观念搭建的平台上，汪晖在《个人观念的起源与中国的现代认同》一文中指出，尽管中国的个人和自我的观念深受西方思想的启发，并且也是中国现代认同至关重要的理念，但在中国现代的特定历史语境中，这种个人与自我观念与欧洲的自我观念不仅在内容上的差异极为重要，而且它们本身也只是依据情境的变迁而改变的。他说，“个人的解放’不应仅仅当作一个思想的或道德的本质命题，而且还应是一个内涵不断变化和调整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命题。因此，反思现代性中的认同问题，毋庸置疑地汇聚成《汪晖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杜出版）中试图描绘的中国现代性画面的焦点。
认同问题当然不是我们在历史时空中面临的问题的全部，不是现代性问题的全部。但它却使我们清晰地看到，在现代性这一避无可避的巨大身影覆盖下，中国现代历史中不同的人——从“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王国维到号称“伪士当去，迷信可存”的青年鲁迅——在传统?现代提供的意义范畴与价值悖论下的回顾与前瞻，表现出多么惊人而又耐人寻味的“同一性”。所以，汪晖指出，“在认同问题的诸多方面中，个人观念的反道德方式应被理解成从反方向上寻求确定价值的行动”。从这个意义上看，认同问题的核心毋宁说是一个源于历史建构的文化?社会问题。列文森（Ｌｅｖｅｎｓｏｎ）在他的《儒学中国及其现代命运》（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ｌｔ＇ｓ Ｍｏｄｅｒｎ Ｆａｔｅ）中论及老一辈知识者，不仅严复、林纾、梁启超，就是鲁迅、胡适等人，其观念意识与行为模式也仍然有着很大的距离。以至列文森认为他们是“理智上面向未来（西方），情感上回顾传统（中国）”。李泽厚在《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一文中也说，实际上这里涉及的是一个更为复杂的文化心理结构的问题，“这个结构的改造转换，仅凭观念的变化，是并不能真正实现的，必须有行为模式的真正改变”。这或许从另一侧面转述并印证了《汪晖自选集》自序中的那段话：“新的信仰和自我认同需要新的社会制度作为实践条件，因此，寻找认同的过程就不只是一个心理的过程，而是一个直接参与政治、法律、道德、审美和其他社会实践的过程。”因此，《汪晖自选集》中的大多数篇章——无论是探讨马克斯·韦伯的《中国的宗教》的理性化问题还是揭橥鲁迅式的自我困境与思想悖论——都被放置在由观念史与社会史构建的历史坐标系里，作年鉴学派式的整体考察。这构成了《汪晖自选集》最鲜明的特点。
关键词是时代话语的结晶也是文化变迁的留影。试图通过对现代性关键词的考察，折射认同问题的各个侧面的新思维与新尝试，贯穿了汪晖这部论文集的始终。《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一书的作者雷蒙德·威廉姆斯曾特别强调语言分析与社会历史过程的相互交织的关系。而汪晖在自选集中关注的，正是“个人观念的历史建构，或者说是个人观念的谱系学”。他希望藉此回答尼采的诘问：“语言科学，特别是对语源学的研究，给道德观念的历史发展带来了什么样的启示？”比如，在分析“个体概念为什么是临时性的和没有内在深度的”时，作者关注的是章太炎的个体、自性及其对“公”的世界观的批判。他说：“个人观念在章太炎等人那里甚至就是现代历史观的根本否定，在这否定中又包含了对现代的承担与确认。”又如，在梳理“科学的观念与中国的现代认同”的关系时，对“格致”与“科学”的概念溯源占用了文章相当大的篇幅，同时作者还系统地探讨了严复、陈独秀、胡适、吴稚晖的“科学观”，展示了科学观念与中国天理宇宙复杂而又暧昧的关系。在《汪晖自选集》独具魅力的历史叙事中，这些本身充满矛盾与紧张的主题“不止是来自传统?现代的对立关系，而且来自对现代性本身的怀疑”。民主、科学、群体、自我、阶级、革命这些关键词，不仅是人们思想和经验的表述，而且对它们的不同理解，也构成了中国现代历史色调纷繁的文化地形图。汪晖进一步指出，正是这种中国思想对现代性的悖论态度，直接决定了寻找认同的思想过程和社会实践过程也是一个悖论式的过程：寻求共识与寻求差异构成了认同问题的两个面向。
透过这本一度毁誉交加的自选集，我想说的是，汪晖在对现代性问题的考察中体现出的思想纵深，比其他中国学者更为重要，比其他以所谓“自由主义”为基调、试图对社会政治哲学与经济模式给出某种一劳永逸的综合性论述的中国学者更重要。在这当中，刘小枫是个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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