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了梅娘写的“一代故人”（２０００年《博览群书》９月号），令我惊奇。我是梅娘文中提到的那个加拿大温哥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生诺尔曼·司密斯。我研究东北后沦陷期（１９２３—１９４５）妇女作家：左蒂（１９２０—１９７６）、朱娣（１９２３— ）、杨絮（１９１８— ）、吴瑛（１９１５—６１）、但娣（１９１６—１９９２）、梅娘（１９２０— ）和蓝苓（１９１８— ）。去年我给梅娘写过信，问她关于当时那些妇女作家的“忍耐”。她们的生活、写作、忍受都反映了她们的性格。那个黑暗的旧殖民地社会反衬出了那个时代的中国妇女的性格，她们的作品展现了她们是爱国的，勇敢的，坚韧的。以前有的人说：她们是“汉奸”。她们的作品是历史所造成，汉奸之说不符合历史，我完全不赞成。她们是中国精神的一部分。加拿大的民主积极分子ＮＥＬＬＩＥ ＭＣＬＵＮＧ（１８７３—１９５１）说过：“国家的前途依靠于妇女的社会地位。”今昔对比，以上作家们的作品仍有重要意义。
左蒂从她处女作《柳琦》（１９４２）到《不屈的人民》（１９４６），暴露了那个时代的殖民地压迫。《不屈的人民》描述当时的“残酷而罪恶的巨手”追赶着作家群体与其他东北人民，作家的责任是暴露真实，那个流血的手隐喻的是当时的伪政府。
朱娣写的《大黑龙江的忧郁》反映了那个时代人民对土地、家乡亲热的爱，特别是在《度渤海》（１９４４）中，一位妇女在满洲受到了那样残酷的严刑，并且被不公正地判有罪，然而，正是在被流放到农田劳动时，她使自己的精神得到了解放。土地的情况，人民和乡土的关系决定着老百姓的存在。
杨絮用散文、诗来反抗那个时代的日本所谓的“贤妻良母”。在《我的日记》（１９４４）里边，她写过这样的问题和回答：“作贤妻良母型的女性，不赞成吗？”“我这野马似的性格，怕一时作不来。”她愤怒的言词证明东北人民不会被日本驯化，仍然在争取自由。
吴瑛写的《浮沉的心语》（１９４２）描绘她因“袭击”而烦恼；那个时代的艰难使她心碎。作为评论家来分析东北妇女作家们的社会觉悟，她１９４４写的《满洲女性文学的人与作品》，表示了作家关怀群众的福利，吴瑛真正代表了作家进步的思想。
但娣写得特别好，在《戒》（１９４２）中这样写道：“真理总会有的，什么也不要怕，拿出生命反抗一切损害我们的仇敌。坚强，自信……胜利一定是我们的。”这是对妇女压迫的反抗，当然也是热爱中国，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声音，反映了东北人民受尽折磨，仍然不屈的性格。
梅娘的《第二代》（１９４０）和《蟹》（１９４１）揭露了殖民主义社会的黑暗，殖民社会毁坏了东北，给以它罪恶，尤其是关于金钱和贪婪。在一个平衡的中国，《蟹》里的小翠就不会遭遇那样悲惨的将来，“落在早就张好的网里”。沦陷时期的乱世完全破坏了社会、家庭、个人。
蓝苓也许在《夜航》（１９４２）里写得最好：“被生活摈弃的，是那些摈弃了生活的人们，艰辛的夜航者呵，紧握着生命之桨，你该坚强的划向前面，毗连着黑夜的，是那白昼的边缘”。在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快被打败了，中国人民要重建自己的政权，互相帮助克服所有的困难。
东北富饶的土地，滔滔的江水，冬天凛冽的风暴，养育了“不屈的人民”，这些女作家热爱自己的祖国，在那个黑暗时代，虽然身处险境，特别是１９４１年３月文艺“纲要”出版以后（禁止作家触及揭露“黑暗”的题材），她们继续用“笔当刀枪”，大都经过日本人的批判，受到查问，还有几位入狱。她们思想并不一样，但是“同心”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矛盾，她们在困难之前能维持公民道德；这七位作家坚守描写和守望东北人民的责任，她们的作品反映了黑暗社会中人民的力量和坚贞不屈的精神。现在中国很强了，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以上在三十和四十年代的妇女作家们，和她们的作品，至今还有重要意义。
（此文是作者直接用中文写成，有些文字不符合我们的阅读习惯，我们作了必要的修改，以便使读者更好的了解作者的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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