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尔曼·司密斯，这位加拿大温哥华历史系的博士生，在我去温哥华大学访问期间，硬是把他所能找到的温大（Ｕ．Ｂ．Ｃ．）的可以讲中文的教授和研究生都请来和我交流、座谈。对只讲英文的，他便作义务翻译。在知识产权尊贵如黄金的北美社会，他如此做，在西中文化交流方面，完完全全地是种志士献身行为，体现了他对追求的执着，更凸现了文化在人生中的魅力。
当问及他为什么要学中文，为什么选定了东北沦陷期的女性文学时，他摊开双手、耸了耸肩（这可是典型的西方肢体语言）腼腆一笑说：“我生长在加拿大的落基山脚下，蓝色的山和她雪白的山顶，使我感到了异乎寻常的冷峻之美，我找到了和落基山相似的气候区，那便是你们的长白山，我喜欢白雪皑皑的大地。我是学历史的，知道东北有过被压迫的历史。我亲爱的妈妈给我养成了一种信念：‘母亲是家庭的支柱。’我就是想了解东北的中国母亲们怎样支撑并带领家人渡过了那段悲惨的岁月，我找到了东北的女性文学。”
这可是个十足的浪漫情怀的决定，司密斯就这样孜孜不倦地行走在他选定的课题之上。
他的一位导师，北美著名的亚洲历史学家史恺悌（这是她的中文姓名，这是位真正的“老外”，在温大讲授中国明史），批评诺尔曼的汉字写得不规范，诺尔曼仍是腼腆一笑，悄悄向我说：“汉字很美，可以从中觅到灵魂的深邃，我正在苦练书法。”
我回中国时，他来送我，手里拿着一本装订得十分考究的文集，我以为是他要送给我的礼物。他说：“这是温大图书馆的馆藏本，只能给你看看。”
那是１９４４年北京出版的《蟹》的原版本，枯黄的纸页临风欲碎。我一下子怔得缓不过神儿来，一旁的女儿柳青也惊了。完全没有想到，在那美丽如画的温大校园里，竟还有本恍如隔世的《蟹》。考究的外包装，包住的是历史的一瞬，这不是对《蟹》的作者我，而是在呵护历史。
诺尔曼把他赶写的一篇短文交给我，又是腼腆的一笑说：“希望能在中国刊出，虽然很幼稚，但希望与中国读者见面。”
我找到了《博览群书》杂志社的主编，希望满足诺尔曼诚挚的愿望，他在读《博览群书》，踏踏实实地博览着中国的群书，以西方人的执着送来了跨洋的情谊，我由衷为他欢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