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书屋》等报刊上见到有知情人谈《大公报》的事，不禁心痒。因为自己是它的一个老读者。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一直到进社会做事时都读，读了多年。到如今，还常找香港《大公报》看——虽然它已不是原来的《大公报》。
《大公报》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先读的一份报纸。我在初小时遇到北伐战争，到高小时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唇亡齿寒，我这河北人也有步东北人后尘之危了。因为父亲是该报的老订户，我最先为它的一个以青少年学生为对象的副刊《小公园》（何心冷主编）所吸引。后来又为军、政要闻所吸引。那时内忧外患交迫，在“九·一八”以前报上常有“通电大战”。老的和新的军阀张作霖、吴佩孚、段祺瑞啦，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啦，在“武斗”（军阀混战）之前先在报纸上“文斗”。你发“通电”到全国告我祸国殃民，我发通电“声讨”你大逆不道。口剑唇枪，针尖麦芒，好不热闹。于是我这看报的小孩也跟着“早熟”，关心起此起彼伏和天下兴亡。到如今，三十年代初期“九·一八”事变时《大公报》的大字标题两行字：“望国人镇静以赴国难，日军昨出兵占领沈阳”（大致如此，个别字容有出入）时近７０年，犹历历在目。
也因此，每到下午我从本镇东街的“高等小学校”散学后，就先到十字街的邮政局去取《大公报》。它每天封成一卷从天津寄来。虽然有那里局长—局员—邮差“三位一体”的“赵金牙”送到家，但天津来的小火轮下午才到，今天到的报第二天才分送，我等不及就自己去取。回到小南街家中，放下书包马上拆卷，将报摊在炕上先睹为快。在家里，我每每是“第一读者”，父亲是“第二读者”。
读那《小公园》副刊和“通电战”的大辩论惯了，对在学校作文大有好处，常得好批语与高分数。而且“常识”丰富，山川地理、要人职务，我都耳熟能详。引起在外地上中学、大学的姊兄们回家时的惊奇。
报上所登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令人触目惊心。有两张新闻照片的镜头，我还清楚记得：一张是沈阳城墙上，一个日本军官手持战刀，指挥一群卧射的日兵，用放上了长刺刀的“三八大盖”步枪，向城下瞄准开枪。另一张是沈阳市内街道上，中国老百姓被逼对着墙跪成一排，每人身后都有一名日军持有上刺刀的步枪要从背后捅杀，其中有的竟是穿竹布旗袍的中国年轻妇女（像是学生或知识分子）！
到中学以后，见的报纸不止一种了，但我最爱看的还是《大公报》，此外也有它的姊妹刊物《国闻周报》。后者是时事杂志，每周一期。对它们我是每天都看，期期不漏。原因是报道及时，文字简练扼要，而且立论不温不火，对日本的侵略既注意分析又不软弱。很合乎我不想当“亡国奴”的心态。像王芸生利用故宫所存中日交涉历史资料所编的《６０年来中国与日本》，在报上长篇连载，甚受欢迎。
《大公报》的新闻通讯工作，可说十分精彩。每能得风气之先，抓住人们的心理。三十年代中苏复交后，它马上派曹谷冰赴苏，连续写文报道苏联“五年计划”建设的成就，激发了国人建设国家、复兴华夏的联想与热忱。随着红军长征，它特派范长江踏着国共两军征战的足迹，连续作有关两方的前方通讯，后结集为《中国的西北角》一书。我买了这本书，反复阅读。过去我对共产党毫不了解，看了这些通讯等于掌握了不少第一手材料。对长江本人，也油然发生钦佩之情。该报还聘请画家赵望云到农村旅行，在报上不断发表农村旅行写生，使住在城市的人们增加了对农村的了解。这种既重国际，又重国内的编报方针，比较突出，也使其销路日增，成为华北第一流的大报。继《中国的西北角》之后，长江又深入到绥远抗日前线，写了连续通讯《塞上行》，使读者对日方向绥、青（海）、宁（夏）、甘（肃）、新（疆）进窥的野心，霍然如醒。该报又随形势的发展，进一步在上海设馆出报（以防天津一旦不保）。可谓有先见并使其影响逐渐扩大到全国。在“二战”中，《大公报》破天荒派萧乾作随军记者，到欧洲战场采访；还派他到美国采访“联合国”成立大会的实况。这是中国报纸走上世界的“首开记录”之举。《大公报》培养了不少“名记者”，如于立忱（驻日记者，是于立群之姊）、杨刚、范长江、徐盈、子冈、萧乾、孟秋江、吕德润、陈纪滢……等，都是有成就的一时之选。而且大都较进步。
《大公报》本是天津一张并不起眼的一般报纸。从二十年代由留日学习政法财经回来的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接盘”改为“新记”《大公报》后，才以“文人论政”与编报方式近代化而又精益求精的特点，逐渐脱颖而出成为民办的“名报”的。抗战前先在津、沪两地办，抗战后又在汉口、重庆、桂林、香港出版。从而声名日振，于１９４１年获得“密苏里奖章”后进一步成了世界性名报之一。在其津沪汉桂港各版中，除汉版与桂版我未能“适逢其会”外，其他都长期读过。
从高中念书时，我就喜读《大公报》刊在头版显著地位的“星期论文”。“星期论文”每周一篇，论述的都是与时事直接、间接相关的重要问题，总是由国内著名学者执笔。胡适可称首席撰稿人。他们基本上都属于自由主义类型的知识分子。当然其中也包括在“好人政府”思想驱使下已经从政了的学人，如翁文灏、蒋廷黻等。因此，其论调与《独立评论》（北平）相近。由于长期阅读，对我应该说是有影响的。为此在后来的思想改造中还自我批判过。
对《大公报》的社论，我尤为嗜读。特别是张季鸾（该报主笔）的手笔。这些社论，体现的是其“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做国家忠卒，政府的诤民”，和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等文人志士的种种抱负。因有利于当时的抗战局势，所以读来比较合乎口味。该报标榜对当时的政府“小批评，大帮忙”（用郭沫若的话就是“小骂大帮忙”）。事实上确实这样。对这种态度，我原来比较赞赏。到１９４１年“皖南事变”发生以后才渐渐有了改变。
记得现时旅美的华籍历史学家唐德刚教授在一篇文章里曾谈到这样一个笑话，与此点有关：四十年代初他在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读书时，有一次听《大公报》要员王芸生（曾任该报编辑、主笔，后继张季鸾、胡政之任总编辑、社长）谈抗战形势的演讲。王说：打仗像赌钱，日本军阀想速胜，但不幸遇见了“蒋委员长”这位赌徒。赌场的规矩是不下桌不算最后输。“蒋委员长”虽然已经输掉了裤子，可是坚持不下桌，弄得日本人没办法……。学生们听了哈哈大笑，情绪为之一振。这个“输掉裤子还坚持不下赌桌”，可谓“小骂大帮忙”的典型“杰作”。
“小批评，大帮忙”也好，“小骂大帮忙”也好，总比不批评、不骂更像一种舆论。不过在集权统治下，这个尺度很难掌握。１９４３年２月，该报配合记者张高峰写的通讯《豫灾实录》所暴露的“水、旱、黄（河）、汤（汤恩伯，当时的河南省主席与驻军司令）”之害，发表社论《看重庆，念中原》批评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结果被罚停刊三日。虽然众所周知，蒋介石常读《大公报》，经常订三份放在办公室、家里和另一常去之处。还把张季鸾视为诤友，不断找他去“咨询”大事。但批评或骂得疼了，就失去“风度”。吴稚晖甚至骂大公报是《新华日报》的应声虫。还好，没有勒令永久停刊。不过这使《大公报》声名益振。１９４４年日军攻进贵州，重庆震动，抗战大局受到威胁。当局急调原驻西北防共的大军过川援黔。《大公报》发起“劳军募捐”，获得热烈响应。我是个平津来的“流亡学生”，本身无钱，但也与朋友谢韬找有钱的同学刘淑静、陈俊山等捐了几笔。《大公报》将捐款的人名、金额逐日大版登在报上公布。其中即有刘、陈等人。
过去在政治斗争中，《大公报》的“小骂大帮忙”曾是一种恶名。但时光流逝，到了目前的和平建设时代，这种“小批评，大帮忙”的报纸，对于执政者来说，它的功用之“正”、“负”又如何呢？值得深思，可谓“新”命题。
“文人论政”应说是《大公报》的一种基本属性。中国有此传统。汉朝的太学生，明朝的“东林党”皆是显证。尤其到清末民初，更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知识分子们不但群起论政，而且进而参政了。《大公报》的主办者三人，似有双重性。既承继了汉、明士子的遗绪，本身又是留洋学生。身上的旧传统与近代的新思想兼而有之，应说是“半新半旧”、“既新也旧”的人物。他们实是半个“帝王师”加半个新报人，所办的报纸，也是一种新旧交替过程中的过渡性“公共物品”。既像近代新闻，又带条陈奏摺味。这张报由其主办人的文化背景，所培养的人（有些在人民共和国当了高官），及它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关系，与其牵强地上纲目为“官僚资产阶级的”，还不如降格说它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较为贴切。因为它的言论很像后者。虽然吴鼎昌当过官，但主持笔政者主要是胡、张和后期的王这些书生。
由中国的国情和《大公报》的办报经历，使人感到，至少在可见的将来，“民办官助”恐怕仍是办企业方式之一。民办较有生气；官助（不论是支持还是参股）在目前，有“集腋成裘”的方便之处，可“济民之弱”助以成事、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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