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瓦尔帕拉伊索这个地名时，我陷入了梦幻之中：乐园之谷！可我对南美又知道多少呢？乐园之谷，这不就是阳光、白沙、棕榈和身着滑稽小裙可爱的褐色皮肤女郎吗？”（《第一章 多拉大饭店》）就是因为上任后即可去乐园之谷的机缘，彼德·魏德哈斯稀里糊涂地去了法兰克福书展就职。“瓦尔帕拉伊索符合我当时的生活感觉。”虽然他想先去乐园之谷，“然后再去完成更严肃一些的工作”，可是，人生就是那么容易被异化，在以后的几十年中，他与那些“着了魔的人”一起奋斗了一生。１９７３年７月３日，他当选为法兰克福书展主席，至今仍没离开这个位置。
当然，被异化了的人生，并不是彼德·魏德哈斯先生“把愤怒写入书架”的原由。异化了的人生自然没有异化了的民族更可怕。他期冀在书展工作中体现自己的属性。可是，他的心灵摆脱不了二战后整个民族的罪孽感。“犯下屠杀罪行的是一个整个的民族，而不仅仅是个别掌权者和政府。奥斯威辛所以成为可能，是由于权力的超界，而整个权力是在一个非理性的民族的容忍和帮助下形成的。”（《第七章 曲折之路》）于是，整个民族都在反思传统文化，反思战争。
我们暂且先不管“反思”的结果，但“反思”确实使公众养成了“追根问底”的品性。“‘追根问底’在当时是一个时髦的词儿。”（《第三章 在科尔多瓦登上月球》）彼德·魏德哈斯自然不例外地成了一个“追根问底”的人：
……我每次都在问自己，不论是在科伦坡还是在纽约，在东京，在巴黎，在波多，在卡布尔，还是在幺温德，我都在问：我们在这里到底干什么？
我总是听到同样的开幕演说，它告诫人们去读书：请读书，请读书，读书有益于健康！然而就是那些大多属于中上层社会的衣冠楚楚的开幕式的客人们，也几乎都没能力去读那些展出的外文书籍，也就是说，无法去开拓和利用其中所隐藏的信息，更不用说大门外的广大群众了！如果我们想推荐的内容，只能隐蔽着而无法公开出来，那么，这样一个消耗财力和人力的行动又有什么意义呢？（《第二章 在这里什么叫“成功”》）
确实，世界上不知有多少书展是用“参展品种”、“参观人次”、“订货码洋”等一堆堆枯燥的数字堆起来的成功，因此，对书展的意义的探寻，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彼德·魏德哈斯付出了很大努力。比如，“找到合适的观众，把他们吸引到展览会上来”；“同有兴趣的观众进行谈话”；“确定好目标、人群以及与其相关的语言途径”；“极其注意处理好展览会场中的视觉效果，使其把观众直接引入信息”；“图像标志引起‘目标人群’的注意，促使他们来参观展览”等等，后来，他终于认识到了宣传工作要有明确的目标，要有意义。更重要的，他明确了书展工作的目标，这就是“在世界上介绍德意志文化、文学和语言，让世界和这个刻板的德意志国家及这个脆弱的德意志性格实现和解。”（《第七章 曲折之路》）
向目标迈进的过程，是一个隐藏着痛苦与愤怒的漫长历程！他的所作、所思与周遭的一切，与世界政治的大气候是那么的不协调。“我在这个国家和这些人当中，不可能有回家的感觉。他们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同时也摧毁了对人的文化属性的信任。”“在世界的某些地方，例如拉丁美洲，我有时有一种信念，觉得可以被它所接收。但在亚洲，我的全部幻想都破灭了。”（《第十五章 决断之年》）于是，我们可以理解他为什么会与匈牙利图书出版社和推销机构联合会主席、匈牙利驻东柏林大使唐波·安德拉斯结下了深厚的友情。这位尽心尽职的共产党人给党中央留下一封信，于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１５日默默地饮弹自杀。他写道：“闭关自守在短期内有利于维护政权，但它会导致群众的冷漠，从而最终减弱社会对帝国主义影响的抵抗力。”（《第十二章 一个共产党人之死》）
是的，他和唐波·安德拉斯在思想上都被纳入另类的“文化结构”当中了。１９６８年的文化变革，虽然在“向何处去”的问题上没有取得共识，但当时的一致意见是：审视现存的一切，打碎一切不符合变革时代精神的东西。换言之，公众开始对权威表示怀疑。“权威的缺乏使我感到困惑”（《第三章 早期的?变型?成型》），后来，他终于对权威形成了自己的认识：“真正的权威是通过学识、真理和人格令人信服的。它通过令人信服的存在，创造了安全感，在那令人茫然失措的混乱环境中，创造一个庇护所。”（《第三章 早期的（变型）成型》）同时他也感到，“权威不论从何方面来，对我来说都是腐败的。”（《第九章 一千九百六十九》）
对权威的这一矛盾心理，使得彼德·魏德哈斯在书展工作中的处境变得尴尬。当时他是法兰克福书展外国展览部的负责人。他规定部内所有的工作人员，不分长幼一律以“你”相称，这个在当时德国劳动世界中不寻常的做法，竟意想不到地“引起了莫大的混乱、莫大的争论、莫大的误会和莫大的滥用！”（《第十一章 逃入工作》）外界认为，一个工作人员之间不分彼此、上下等级不明不白的伙伴式的集体，是无法认真工作的；内部有的雇员竟不习惯“上司”不再表示明确意见和不再发出可遵循的指示，而想辞职。当他清楚这一举措触动了德国特有的专权机制而感到后悔时，局面已不可逆转了。
然而，工序的组织还必须有一定的等级制度。他低估了常规被打破后迸发出来的能量，也低估了熟悉的反应形式被剥夺后人们所陷入的不安。结果呢，尴尬的处境出现了：
由于我尝试放弃专权式的高压机制，让每人都按自己的思路扩大其势力范围，所以我在这集体中也就毫不奇怪地失去了任何形式的领导手段！包括在业务上和等级序列上，为完成我作为部领导的任务，我所能做的就只有一件事了：即尽我所能尽快进入业务项目中去！（《第十一章 逃入工作》）
彼德·魏德哈斯的选择是明智的。隐藏着对等级观念和专权机制的愤怒的种种努力，虽然不断受到挫折，但最终使得他的工作与用一堆堆枯燥的数字包装起来的书展区别开来，逐步取得了成功。
我当初对书展工作和意义的怀疑，最终却变成我去说服别人了。原因是，在这些独裁国家中，人们对我们图书的恐惧感消失了。在书展中，我们甚至可以不受检查地向包括不懂我们语言的观众传播我们的观念。我们展示的图像和语言以及相关的主题，就是任何有兴趣的人都能够得到的信息。而且把这些精美的图书拿在手里翻阅，并努力去理解它，在感官上也确是一种享受。害怕此种信息传播的人，绝不是最愚蠢的人。而支持这种启蒙工作的人，也同样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我终于明白了，我的手中握有何等重要而强有力的手段，只要发挥它们的作用，就会取得成功。（《第十二章 一个共产党人之死》）
写到这里，我们可以理解，彼德·魏德哈斯的“愤怒”，实际上是对民族纳粹经历的愤怒，对等级观念的愤怒，对僵化与专制的愤怒。诚然，“二战的战败国对于战争反省的态度差别很大。德意志民族是深刻反省的典型，他们不仅认真地向被侵略的国家和民族道歉，也向受迫害的犹太人悔罪，因而赢得了世人的普遍尊重。”（顾肃《罪感、耻感与个人道义责任》，载《社会科学论坛》２０００年第８期）说起德国的忏悔，我们总会不厌其烦地提及勃兰特的下跪，其实，我们更不该忘记千千万万的像彼德·魏德哈斯的普通百姓为忏悔民族罪孽所作的努力。作者在书中向我们描述了一个“文化经纪人”的成长历程，展现了西方“无父的一代”青年为追求人生的意义而走过的坎坷、迷茫、浪漫的路途。该书原名为《把我的愤怒写入书架的灰尘中》，译者为避免冗长，改为《愤怒书尘》（王泰智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８年８月版），实在有些让人不明不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