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季星（刘麟）兄寄赠给我一本新的译作《戴灰眼镜的人——屠格涅夫散文集》，其中包含了屠氏全部的散文诗。置放在我的案头，经常翻阅细读之下，颇引起我的联想，但却想不清楚，这该是屠氏散文诗第几个中译本了呢？屠氏的散文诗何以如此受到汉语世界读者特殊的宠爱，在二十世纪不断被译成中文，几乎贯穿始终。这实在是一个值得读解的、很有趣的现象。
屠格涅夫的作品大概是最早被译成中文的外国作家作品之一。而他的散文诗又是他的作品中最早被译成中文的，时为１９１５年，由刘半农用文言翻译了四首散文诗《乞食之兄》（即后来译为《乞丐》）、《地胡吞我之妻》（即后来译为《玛莎》）、《可畏哉愚夫》?后来译为《傻瓜》或《愚人》、《小丑》?、《嫠妇与菜汁》（即后来译为《菜汤》）。从此屠氏的作品大量传入中国，伴随着新思潮一起发展，成为对中国文学最有影响的外国作家之一。
在翻译屠氏散文诗的队伍中，有许多名家诸如沈颖、徐蔚南、王维克、郑振铎、韦素园、汤鹤逸、黄源、燕士、于道元、贝叶、巴金、罗森、李冰若、杜秉正、牛尖夫、李岳南……等等，这一长串的名字还不是完全的，但他们对屠氏散文诗之热心介绍和欣赏，已足以使人惊叹了。其中徐蔚南和王维克合译的四十篇在１９２３年出版，是第一个以单行本形式问世的。后来又连续出现多个单行本，则以巴金译的五十一篇最为流行。尤其是在四十年代间，竟一下子出现了四个译本。不知为什么到了１９４９年后，这样热闹的情景沉寂下来了，似乎散文诗也犯了什么忌似的。直到八十年代又悄悄地重新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高潮，先后出版了黄伟经译的《爱之路》（屠格涅夫散文诗集，收有８２篇，１９８１年版）前三次印行达十四万多册。张守仁译的《屠格涅夫散文选》（收散文诗３１篇，１９８６年版）也印行了二万五千多册。王智量译的《屠格涅夫散文诗》（收散文诗８２篇，１９８７年版）与同年重新出版的巴金旧译《屠格涅夫散文诗》竟都以第一版就印行了二三万册的成绩而畅销。现在刘季星的新译（８３篇，另加作者小序）在世纪末的１９９８年也加入了这个行列。真是蔚为奇观啊！
更使我惊喜的是，这几位八九十年代的译者都是我熟悉或比较熟悉的师长、好友。我为大家的兴趣相投，都喜爱屠氏的作品而兴奋。我也想起了不久前，看到一位当今走红的作家的高论，说能称为作家者就是指写小说的，要评估作家的成就关键看他有没有几部长篇小说。幸亏屠氏是有几部不朽的长篇小说流传，但是他的散文诗在各国，也包括中国所受到的热情不衰的欢迎和长期的流传，说明一个真正可被称为艺术上品的文学作品，是不以体裁大小论成败高低的。屠氏散文诗的篇章很短小，一般汉译都不到一千字，又不是小说，在那位作家眼里当然不在话下了。但是它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却是不容忽视的。
屠氏的散文诗发表之初，不仅自己十分重视，也极受文坛注目。散文诗是屠格涅夫晚年表述自己的思想感情的最重要作品，陆续在俄国、法国的刊物上发表。最初，他寄出稿子以后，有点惴惴不安，怕评论家不喜欢，读者看不懂。后来，渐渐发现在读者中，尤其在知识分子中得到了好评，甚至受到托尔斯泰的赞扬，使他十分高兴。在他参加的晚会中，人们也朗读他的某些散文诗来欢迎他。他的散文诗发表不久，就陆续被译成法文、意大利文、捷克文、德文以及其他文字，广为流传。
对这些短小篇章的散文诗，长时间受到不同国家的读者的热情欢迎，这其中到底有什么秘密呢？为什么至今仍然还有如此的艺术生命力，在中国拥有如此众多的读者？也还有那么多的专家、教授孜孜不倦地研究，句斟字酌地精心翻译，一而再地出版新译，是什么在吸引着他们呢？
这里先看一下八九十年代译者们对此的说法。黄伟经说，“屠格涅夫的散文诗是个精品”。他在阅读、译校过程中，常常“被它们优美的文笔，清新的格调，和诗一般的韵味所吸引。有时，我不知不觉地陶醉在欣赏作家所描绘的自然风光美的情感中。”他“仿佛跟着屠格涅夫，走进了十九世纪中叶的俄罗斯农村……”他感受到屠氏对爱情的追求、感叹、赞美、思忆和怀念……。他也深深感到屠氏对俄罗斯命运的关心，对祖国深沉的爱。张守仁说这些散文诗，“像是散文和诗熔炼成的合金。结实、厚重，内涵丰富。”“作者往往通过一个细节，表达一种哲理的思考，把具体的感受升华为带有普遍性的结论。”王智量更是动情地说明，为什么在已经有了许多前人的译本以后，他还要重译：“我因为爱它，不译不足以满足我的情感，不译不足以说明我为什么爱它，不译也不足以表现出我对它的爱有可能在个别地方或许会比其他同志更深一点，于是我就译了。”刘季星说，屠氏的散文诗“在俄国作家中绝无仅有，在我国作家中影响深远。”他借助俄国的新版本和俄罗斯学者新的研究成果，从事新译工作。即使如巴金这样的大家，因为原文的优美韵味，在四十年代就谦称自己的翻译只是“试译”。
总之，他们都是因为极度喜爱痴迷屠氏的作品之故，才去从事这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而今天的读者仍然如此踊跃，又是为什么呢？我想除了屠氏作品本身具有如上所述的艺术魅力，至少还有两个现实原因。
屠氏的散文诗里，几乎充满着他的人生经历中积累的经验，由此升华、思考、总结而成的深邃的哲理性的语言和形象，是那么富有智慧和诗意，既给人警示、联想和咀嚼的余味，又有强烈的感染力，在愉悦、欣赏的同时，得到灵魂的净化。这与当前那些浅薄的、庸俗的、装腔作势的、甚至冗长无味、痞气十足的“作品”相比，无异是一座高高的丰碑。因为它是真正的艺术品。就如那篇许多译者都翻译了的《傻瓜》（巴译为《愚人》，黄译为《小丑》），说一个所谓“傻瓜”，因为别人对他不重视，他就想了一招，到处寻找有成就的名人、为大家欢迎的作品和人物，加以彻底的否定，猛烈的攻击和丑化。他嘲笑别人：“你还在相信权威吗？”他用这个办法把人们唬住了，于是别人开始把他当作权威了，报纸也来请他主持评论栏。屠格涅夫接着写道：
可怜的年轻人，他们怎么办呢？一般来说，是不应当崇拜（权威）的……可是在这里，如果不顶礼膜拜，当心啊，就要被归入落伍者之列了！
傻瓜只有在怯懦者中间才得其所哉。
读到这里，人们会感到一百多年前屠氏观察到的、讽喻的这种社会现象，似乎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是多么熟悉而又令人悲哀。这些意味深长的寓言式的作品是屠氏散文诗的一大特点。他是那么睿智机敏，令人回味深思。就像《麻雀》中描写的那只拼死相救小雀的老麻雀的形象：
突然间近旁一株树上冲下来一只黑胸脯的老麻雀，像石块似的正好落在狗的嘴鼻前——全身羽毛倒竖，形状大变，绝望地可怜地尖叫着，两次向那露着利牙的张开的大嘴扑过去。
它是冲下来救助的，它用自己的身体挡住它的孩子……可是它的微小的身躯由于恐惧而在颤抖，细小的声音变得狂暴而嘶哑，它屏息不动，它在作自我牺牲！
这只狗在它看来该是多么古怪的庞然大物啊！但它仍然不肯坐在自己那高高的十分安全的树枝上……一种比它的意志还要强大的力量把它从枝头抛了下来。
我的特列佐尔（狗名）站住了，退却了……也许连它也认识到了这种力量。
我急忙唤回有点尴尬的狗，怀着敬意走开了。
是啊，请别见笑。我向英勇的小鸟表示敬意，向它的爱的迸发表示敬意。
我想，爱的力量比死和对死亡的恐惧还要强大。只有依靠它，只有依靠爱，生命才能维持并延续。
屠氏不仅用短短几句描写凸现了一个感人的难以忘却的形象和场景，还使人思索，深深地思索，哪怕你不同意他的说教。在屠氏的散文诗中，有好多好多这样的令人深思的哲理。即使在《乡村》中描写俄罗斯美丽的山原、乡村，空气像刚挤出来的牛奶那样纯净的世界，过着宁静和平生活的善良淳朴的村民，屠氏也没有忘记表示对于大教堂上的十字架和城里人的追求的厌倦。在《乞丐》中表现的贵族与乞丐的互相施舍，是很独特的思考。在《满意的人》中，那个靠造谣中伤他人为快乐的青年人又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熟悉的。《处世守则》《世界末日》《利己主义》等等，都有很辛辣的讽喻，发人深省。屠氏从自己丰富的生活经验中深刻观察、捕捉到这些场景和人物，又经过他的深深的思考，深深的挖掘，表现和张扬了人性中的爱、善良、淳朴，也鞭笞了人性中的弱点，以至某些恶行。屠氏的爱憎是鲜明的，强烈的。这也许与现在某些流行的文学作品中的是非不明、美丑不分、正邪混淆的所谓现代价值观念大相径庭。然而，恰恰这种人生哲理是我们当今作家所缺少的，甚至远远未能达到的。
屠氏的文学语言也是历来为人们所称道的。因为不懂俄文，我也就根本没有资格来谈这个问题。但是，就是从所有的中译者的体验，从中译所传达的，那样优美的精练的抒情、描写、叙事的文学语言来说，真正使我们现在那些舞文弄墨者惭愧了。当我们好不容易摆脱了束缚几十年的政治八股，文风刚刚有所解放的时候，又看到那些又俗又痞又芜杂又冗繁的作品语言时，不免又要想到屠氏给我们的启示：追求语言的优美、简洁、凝练、准确、生动、而又富有形象和艺术表现力，这是任何时侯、任何作家都应该努力的。读读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吧！让我们的作家也记住自己的责任：作家永远是民族语言运用的示范者，爱护、纯洁、以至发展民族语言也是责无旁贷的。看看屠格涅夫是怎样热爱自己民族语言的：
在困惑不解的日子里，在为我的祖国的命运焦虑不安的日子里，只有你是我唯一的支柱和依靠，伟大的、有力的、真实的、自由的俄罗斯语言啊！假如没有你，看到家乡发生的事，怎么能不悲观失望呢？但是，这样一种语言不归于一个伟大的民族所有，是绝对不可以相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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