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在２０００年第１０期刊发冯英子先生评介《三皇五帝时代》一书的文章。该书作者王大有先生致信本刊编辑部，介绍此书于１９９０年底就已完成，后再经多次锤炼、润色，于２０００年５月出版。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９日，新闻媒体公布夏商周断代工程成果，称夏纪年为公元前２０７０年，与《三皇五帝时代》中得出的下限完全相同。
王大有先生特为本刊撰写的这篇文章，介绍了他的研究过程、方法与心得。
我为什么要研究中华上古史？为什么要研究三皇五帝时代？因为这是中华民族的根，中华民族的魂。
记得大约在１９５７年我读到一本毛泽东著《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小册子，里面有“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共四千年的说法，在我上初中学历史时，才知这四千年的中国历史是从夏朝开始的，有明确纪年的历史是从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８４１年开始的，中国有确切纪年的文明史不到三千年。所以我们在“四大文明古国”中排在埃及、印度、巴比伦之后，屈居“小四”。
自夏而上至黄帝，按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的说法，大约也只有四千八百年的历史。
从１９７４年开始我为进行人物画、历史画创作大量收集考古学、文献学、历史学、民族民俗学资料，对《史记·五帝本纪》的“万世一系皆源于黄帝”的“父子相继”积年发生质疑；依据对七千年前河姆渡文化的研究，我逐渐形成了长江是中华民族的第二文化摇篮的认识，并着手著述《龙凤艺术初探》，论证这一认识。
１９７７年夏天，我在《光明日报》上读到唐兰的一篇文章：《从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文字看我国最早文化的年代》。文章说：“我国的文明史只有四千多年，过去一般这样说。其实不然。从解放后发现的考古资料和对古代文献的重新整理，应该说我国的文明史有六千年左右”。“大汶口文化是少昊文化”，“少昊的英雄是蚩尤”，“我国历史的最早一页是黄帝和炎帝的阪泉之战与黄帝和蚩尤的涿鹿之战，由于炎帝与黄帝讲和了，所以蚩尤被杀。但在少昊民族中，蚩尤依然是英雄”；“大汶口文化是少昊文化，它是从氏族社会进入奴隶制社会初期建立的奴隶制国家，到夏禹时，至少已经有了两千来年”，“所以我们说中国历史还是应该从黄帝开始，中国有六千年左右的文明史”。他还十分尖锐地说：司马迁上了儒家“五帝德”之类记载的当，把黄帝、帝颛顼、帝喾等都当作只是一个历史人物。其实，他们都是一个时代。
这在当时非常传统（正统）、保守、陈旧的中国史学界、考古界简直就是一颗原子弹，引起巨大冲击波，彭邦炯著文《是氏族社会不是奴隶社会》与唐兰商榷，唐兰于１９７８年２月著文《再论大汶口文化的社会性质和大汶口陶器文字》，进一步指出大汶口陶文既不是符号，更不是图画与纹饰，而是很进步的文字，在当时已经通行，正是少昊国家的蚩尤发明了冶金并作铜兵器。正因为这时已有青铜器，少昊才号称金天氏，并设有金正蓐收该。
唐兰先生的观点令我欣喜并深思，我认定他是正确的、超前的、代表历史研究趋势的，也与我的思路是一致的。他确定了中国上古史的几个关键点，如果继续伸延扩展开去一定会重现中华民族昔日的辉煌。唐兰的文章，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此后我沿着他的研究轨迹继续努力。１９７８年我的四弟王清和考上北京大学历史系，此后又攻读硕士学位，毕业后分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他给我借来了徐旭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从此我们兄弟几个人就致力于中国上古史的研究。
从唐兰开始，中国史学界在四千年与六千年之间打一个折扣，称中华文明五千年。我们坚持证论中华文明史至少七八千年，这一观点于１９８８年出版的《龙凤图集》、《龙凤文化源流》中发表。
夏商周三代历史及其积年《史记》等已有明确记载，疑古派予以否定是无知而数典忘祖。五帝之前为三皇时代，依《易》系辞下传第二章“包牺氏没，神农氏作”；《史记·五帝本纪》亦言“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然伏羲氏风姓，源自燧人氏，“燧人氏没，庖牺氏代之继天而王”（《帝王世纪》、《补三皇本纪》等）；则三皇为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
研究三皇五帝史，首先要证实三皇五帝作为历史人物、氏族、国族的历史存在，其次是其生活的地域和年代。这个前提解决之后，才能使中华文明、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落在实处。解决这个前提的关键，是从历史文献和考古文化中找到这些上古族团的族徽，并根据这些族徽的原生型、演生型、变异型（含分化与复合、综合）的承传和与之共生的考古学文化的年代，确定他们生活的年代（时代）；如果还有其现代裔族，则从他们现代的遗俗和古歌溯源上古历史。我把这种方法称作：“图腾徽铭历史学”，又将其分作物态层、制度层、心态层作综合集成还原法的研究，我把这种方法叫“文化层次系统论”。在具体操作时又用了十二重考证法。
从哪里切入，可以直接把握三皇五帝的图腾徽铭文化呢？如何把握三皇五帝文化的本质特征呢？我的认识是：１．龙凤文化是三皇五帝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三皇五帝的主图腾；２．太极八卦天文学文化、天人合一形音义兼俱的中国文字、祭祀天主地主人主（祖先）的礼制是三皇五帝时代文明的三大支柱。
我的第一手资料的收集和研究，就从这里突破。
研究按照我的预定计划滚动式推进，每一部专著的出版解决一个关键问题。这样做下来，已经出版了：
（一）《龙凤图集》（１９８８年，朝花美术出版社），这是龙凤图腾徽铭文化艺术的考古美术学编年八千年通史图集，是我从１９７８年始，用了１０年时间在全国各地实地考察、面对实物写生的图谱集成。论文《龙凤艺术初探》，第六节中国龙凤艺术的亚洲美洲播迁，提出长江、黄河，黑龙江是中国三大文化摇篮，早在六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开发出大半个地球，创造了太平洋文化圈。
（二）《龙凤文化源流》（１９８８年，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论文３２．５万字，图版１５４幅，这是我根据图腾徽铭具有的标志性、地域性、应用范围的规定性、出现的反复性、历史的连续性、徽识变化的规律性和序列性等特征，对几十种具有典型意义的龙凤图腾徽铭的起源变迁及其所依托的上古文化族团的荣辱盛衰、迁徙、分化、聚合、文化、裔胄、生活区域等分别按时序进行研究，放在八千年的历史时空中作纵向横向的历时与共时的解读，从而确认中华列祖列宗诸文化族团的存在，及环太平洋地区的文化传播史。本书初构《三皇五帝时代》框架。
（三）《龙凤传人》（１９９３年第一版，１９９６年第二版，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本书从民族学民俗学的“民间文化”角度，论证了以龙凤为图腾徽铭的氏族——宗族——国族——现代裔族之间的伴生互动的历史渊源关系，以及在形成至今５６个民族共和的中华民族过程中，其血缘、心理、文化诸基因的认定。从而确定三皇五帝为中华民族始祖。
（四）《中华龙种文化》（２０００年，中国社会出版社），本书的重点是从伏羲氏继承燧人氏时代及父母双亲系的天文学成就，建立上元太初八卦历，考察地上族名与该氏族的主观测星名同一，及岁差原理，考订三皇五帝活动的历史年代。根据濮阳西水坡Ｍ４５墓主人身份为肩髀分离的东夷帝王蚩尤的论证，及其下葬年代为公元前４５１５～４５１０年，作为确定黄帝时代的关键点。
（五）《中华祖先拓荒美洲》（１９９２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本书依据１９９１年美国《国家地理》杂志１０月１８０卷第４号刊出的易洛魁部落联盟莫哈克部落奥次顿哥村民保存的兽皮画上祖先图的复制加工本，经过考证，将其所画的内容破译，命名隶定为《轩辕黄帝酋长祈祷丰年图》和《蚩尤神风后归墟值夜扶桑图》，在国内外学术界首次破译了黄帝族徽为头对天山（西北）周环２８宿星的镇龟雷雨神，并有２３个辅图腾，姬黄皆为龟象，黄帝即?帝。蚩尤头戴天齐连山五峰蛇发冠，确为古帝王。至此，又解决一个关键问题。
（六）中国神秘文化丛书《图说中国图腾》、《图说美洲图腾》《图说太极宇宙》（１９９８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将中国、美洲所能收集到的三皇五帝及其裔胄的各类图腾徽铭标志及其图腾文化的各分支，一图一议，一类一议，图图组合释义，以中国三皇五帝考古学文化为源，以历次移民浪潮中移民美洲的中华先民的族徽族名为活化石为流，互证三皇五帝及其裔族的存在与移民。重点考察共工氏、鹳兜氏，贵州安顺关岭红崖丹书为炎帝族谱，列出了三皇五帝关键年表。
经过以上的系列研究和基础资料准备，撰写《三皇五帝时代》。
重写中华上古史必须直面正视历史上和当代在该领域研究中的误区和错误，确定重大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转折的关键点，用新的科学方法进行操作。
唐兰明确指出孔子和司马迁的错误是：①自黄帝至夏商周“万世一系”皆源于黄帝一人，以黄帝为人文初祖；②以父子相继计算五帝的积年与“寿数”，不足凭信；③司马迁认为《山海经》、《禹贡》百家言黄帝“不雅驯”，所有“怪物”予不敢言之，是司马迁不懂得五帝是处于图腾徽铭时代，孔子也如此，因此曲解“?足”与“黄帝三百年”，二人因此皆删削历史而造成千载讹误。④由此引申出大汉族主义和中原中央王朝正统论，视其他民族为异族；⑤又由此而引申出炎帝、神农、伏羲、燧人不是人文初祖，以及历史上失败的民族领袖炎帝、蚩尤、共工、少昊、鹳兜、鲧等不是中华民族的祖先，视为“不从帝命”的“乱者”。纠正上述错误之后，则应建立中华民族血缘、地缘、文化缘的共认心理大一统观，重新评价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及缔造中华文明的历史地位和相互关系。
现代西方人把遗传学吹得神乎其神，但其核心主旨是想证实现代一切人都来自非洲的一位“母亲”，荒谬之极。因此我从体质人类学的科学界标论证现代黄色人种为中华人种，具有“铲形门齿”等典型特征，已有四百万年史。根据地球在太阳系亚银系、银河系的运行周期而有１０万年一次冰期，３万年一次小冰期，并同时伴有二万六千年（约３万年）的章动岁差，每六千五百年一季一个象限，由此而有海洋进退水文曲线与洪水灾害周期，它决定了考古学文化的转换和三皇五帝时代的更替。据此规律的发现，我以中国考古学文化类型的序列谱系、碳十四年代谱系，区系类型谱系定三皇五帝的年代；以美术考古、图腾徽铭文化定三皇五帝的族属；以文献史籍、古歌、古史传说记载定族谱；以天文星象历法名称、历史地理名称定族属年代和分野；以古文字学、服饰、宗祠神庙、祭祀神主灵台，定徽铭。图腾徽铭是氏族、氏族合婚、国族、王族、国家社稷、政权的标志，是严格的族文化，是本初文字，由此分化出历法、文字、祭祀礼仪、造型艺术，形成纯文化的传统，由此重构文明、文明层次、文明时代界说，以此划分三皇五帝时代分期与年代框架。
经过上述努力，自１９７８—１９９７年，我逐步理清了三皇五帝时代的历史序列大系：
（一）燧人氏时代（１．５万年～７７２４年Ｂ·Ｃ）。中国文明发祥于昆仑丘，燧人氏在昆仑山（今甘肃合黎山、龙首山，《山海经》载昆仑山在此）立天表，作为天齐，确立天北极，由?兹氏雷泽氏（时居龙首山、山丹河），创制结绳纪历的《河图》、《洛书》，为北斗九星悬朗时代，依章动岁差计算创制于１．４８～１．４７万年间。
（二）伏羲氏时代（７７２４～５００８年Ｂ·Ｃ）。据《易》帝出乎震，建寅作孟春，２８宿始于大角、角，依章动岁差计算７７５０～７６７５年Ｂ·Ｃ称帝，校正为７７２４年Ｂ·Ｃ。又据苗族古歌，伏羲称帝号“罗奉”，公元前７７２４年为罗奉元年，初都榆中，迁榜罗，再迁陈仓、华山牛鸠原、王屋山，崩鸡公山。汉湖南长沙楚帛书乙篇载伏羲氏族谱系。河南舞阳贾湖遗址为太昊遗址，自公元前７０００～５８００年，共１２００年，发现文字２５字，七声音阶骨笛２５支，以及牙璋、白龟等，南传于淮河青莲岗文化龙虬庄，发展为大汶口文化。伏羲上元太初历年代为公元前１０４＋４６１７＝４７２１年，已进入神农氏时代。
（三）炎帝·神农·蚩尤时代（５０００～４５１３年Ｂ·Ｃ）。大地湾—老官台文化—仰韶北首岭半坡文化是炎帝·神农氏文化；磁山·斐李岗·龙虬庄·北辛文化是蚩尤氏文化。贵州安顺关岭红崖丹书是炎帝族自六盘山南下四川—贵州—云南的共工支所留族谱，《山海经》载有炎帝九世的族谱，第九世为夸父，时居潼关至灵宝三百里桃林塞夸父八大社（营）；神农氏第八代名榆罔（参庐），都河南卢氏县祁村湾、陈留、曲阜；蚩尤氏与共工氏据晋、冀、鲁。蚩尤死葬濮阳西水坡Ｍ４５，时公元前４５１５～４５１０年。
（四）黄帝时代（４５１３～４０５０年Ｂ·Ｃ）。《黄帝四经》出土，记黄帝与蚩尤征战事及颛顼与共工（时称涅）征战事。河北涿鹿有黄帝城、蚩尤城、蚩尤寨、阪泉之野张公泉（共工氏汉姓张）、釜山会盟石仰韶文化遗址。红山文化是黄帝族文化。
（五）少昊颛顼时代（４０５０～３３８０年Ｂ·Ｃ）。山东大汶口文化和江苏连云港云台山将军岩刻文字、天文历法历是少昊文化。河南仰韶文化大河村类型是颛顼·鹳兜族文化，始自４０００年Ｂ·Ｃ，第三期３６８５±１２５年Ｂ·Ｃ。此期的文化特征在北美洲加利福尼亚圣塔·巴巴拉海湾地区原封不动地移植，时在３６４１～３１１３年Ｂ·Ｃ，为玛雅历起算年，即山东少昊颛顼裔民迁入美洲的年代。其后鹳兜氏迁入郑州西山古城。仰韶文化早期庙底沟文化是其文化。共工氏时居浊漳河上游涅水（今仍此名）。
（六）帝喾帝挚帝尧舜禹时代（３３８０～２０７３年Ｂ·Ｃ）。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和早期龙山文化是帝喾文化（３３８０～２７９９年Ｂ·Ｃ），典型龙山文化是帝挚尧舜禹文化。帝尧２３５７Ｂ·Ｃ即帝位，帝舜２１３６～２１００年Ｂ·Ｃ（含摄政）即帝位，帝禹２１０３～２０７３年Ｂ·Ｃ，（含摄政）即帝位。夏启守孝三年，于２０７０年即帝位，为夏朝（代）开始。故公元前２０７０年为夏元年。
公元前２０７０年是如何推算出的呢？
１．秦灭西周于公元前２５６年，灭东周于公元前２４９年，以此为推算原点。
２．周积年８６７年，商积年４９６年（《竹书纪年》）、夏积年４７１年（《竹书纪年》），则三代相加为２４９＋８６７＋４９６＋４７１＝２０８３年（Ｂ·Ｃ）。
３．晋皇甫谧《帝王世纪》商积年６２９年，夏积年４３２年（西汉刘歆《三统历》），三代相加则为２４９＋８６７＋６２９＋４３２＝２１７７年（Ｂ·Ｃ）。
４．取公元前２０８３年为三皇五帝时代的下限。
为什么不取２１７７年为下限呢？这涉及到五帝纪年与尧舜禹治水的洪水灾难的年代定位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靠考古学文化的年代确定。
将考古学年代Ｃ１４测定与树轮校正年代的谱系，从距今约一万年到距今四千年前后（公元前２０００年前后）各相关的考古学年代数据，按时间先后、区域类型排出一个自然发展的连续谱系。我特别注意了同一个文化类型，例如龙山文化，不同地域不同遗址的年代数据，这些数据分期越细、数据越多、年代误差越小。当我把这些数据排成一个纵坐标时，发现同一个文化类型的起始和终止的年代几乎在同一个年代点上。又发现同一个历史时期不同地域的文化类型的起止年代，有同样的规律。这样就取在年代点上最近的一个年代，为绝对年代。这个绝对年代，去掉±值，作为历史年代的关键点。于是：
１．据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的终止点，确定为尧遭洪水的始点，然后根据文献记载确定尧舜禹治水（含共工、鲧等治水）的大事记年代点。
２．龙山文化、良渚文化时代的洪水年代约在公元前２２００～２２０８年之间，这同时参照水文考古数据可定。据此舍去刘歆、皇甫谧的２１７７年的帝禹下限。
３．据《尧典》四仲星的考古天文学的复原，推算其观测年代为公元前２３５７年，定尧登帝位的年代。
４．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等典籍中尧舜禹等五帝的寿数皆有百年，在位几十年到近百年不等，显然是把氏族在位与个人执政混而为一，因此我们尽量把氏族与个人相分离，给出其相对年代和大事记。但难以分得很细。所以禹、舜、尧、挚既作氏族又作氏族首领对待，沿袭了传统的“约定俗成”的说法，又做了与考古文化相对应的协调或调合。但从严格的史学意义上说，这可能是不彻底的，目前似乎只能做到这一步。这或许是一个“尾巴”，留待以后慢慢去割。
１９９８年２月，我为了全力以赴完成三皇五帝断代工程的写作，提前退休。７～８月参加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与中国古代文明的探索高级研讨班，想了解夏商周断代的方法，特别是考古学、天文学、文献学如何结合？历史关键年代如何定位？特别是夏的始点在何年？我的这个愿望没有实现。按照我的工作方法，我已完成了《三皇五帝时代》，我想进一步检核自己的成果是否与专家们的成果一致。我和许多学员发现三代断代工程名为“联合攻关”，实仍“各自为战”，缺少通才，没有美术考古专家参与，而恰恰在没有文字明确记载的情况下，美术考古可以确定族属。三代工程把二里头文化作为夏文化的坐标（但这可能是共工氏蚩尤氏在夏代的遗址，肥遗龙是其“虺”族徽），夏墟又没有挖掘出，夏代各王的考古学依据还没有找到，则夏依然只能按文献记载定出上限；殷墟甲骨文研究很充分，殷纪年年表可以解决，共和元年前的西周王位纪年也可解决。当时Ｃ１４的系列标本还没有测出，而天文学家的知识陈旧，当时一位天文专家竟称２８宿是春秋战国时的产物，濮阳西水坡Ｍ４５蚌塑是冯时先生“摆”的。我还是学到了三条经验：１、制框架表；２、制王位承传年代表；３、考古文化Ｃ１４系列数据表，把同一类型的标本按时序分出类，再测定其年代，反证考古学文化的实际历史年代，复原古史。
考古学文化系列Ｃ１４数据分析，使我发现在相同的年代跨度里，在古中华大地上并列存在着不同的考古学区域类型，具有历时性的阶段性同一特征；而在上下各是不同的文化，这种文化的转变正与三皇五帝时代相始终。
考古年代表上所明显显示的龙山文化—良渚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大地湾文化—磁山文化—斐李岗文化等阶段性，均与古代同期的洪水天灾相终始。因此可以肯定不同文化类型的更替，是由于上古洪水和海洋进退引起，并同时引发三皇五帝时代的更替，也就是天灾导致了王族更迭，和居民迁出迁入的变换。这使我们理解为什么上古民族迁徙，时东时西、时南时北的往复进行，文化遗址俱在丘、墟、堆、墩、?阶地上。找到了一个合于生存环境生存时空的合理的历史的解释的前提。那么三皇五帝的诞生，就是面对天灾人祸挺身而出的驭世英雄；三皇五帝时代也就是战胜自然灾害后，又创造了更辉煌的人类文化与文明智慧的延续。所以我根据古气候学古海洋学古地质水文学所给出的年代数据，认知了考古学文化年代自然分期的实质，也就同时对文献上三皇五帝的时代跨度，给予定位。
我给出三皇五帝代系逐一承传的参考性年表，还列有各氏族文献学谱系、氏族世系年谱（参考）、综合年表、年表资料来源表、三皇五帝时代纪年简表、大事记年表、历史年代框架表、考古学文化年代表、三皇五帝时代考古学文化年代与海洋水文曲线及历史年代大事记综合年表……
研究中我认为自己发现了一个史学规律：中国考古学文化类型的转换与上古氏族文化的创生与地理迁徙同步发生、转换，与古星象、古气候、海洋水文曲线、洪水周期性相终始，根源于章动岁差２５８００年（２６０００）的周期性和宇宙大四季变化的周期性。这个规律的发现，为上古史研究解决了年代学与族属如何与文献典籍记载、考古学文化类型对接，还原上古史的难题。根据考古学文化的类型学、层位学、Ｃ１４数据提供的年代坐标，图腾徽铭、图符、文字、星象名称、地名提供的确定的族属坐标，将历史文献、古气候、古海洋水位、洪水周期等作“殊途同归”、“同位一体”的综合研究，即可还原古史。
夏商周断代工程结束以后，五帝断代势在必然。那么中华三皇五帝上古史，不论由谁来写，都是势在必行的。我先走一步，权作是一个试验，一个尝试。我的写作在运用、整理历代学人集体劳动成果中的得与失，对于比我更优秀的人来说就是一种探索性的经验和教训。希望大家共同完成这一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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