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之琳先生对翻译工作理论认识的贡献，就我国翻译理论和实践的现况而论，完全可以说，作多高的评价也不为过，但是，这样一种贡献的真实价值却迄未得到我国相当一部分翻译理论和教学工作者恰当的认识。
时至今日，有些谈论翻译或是评述译论的文章，仍然在言必称“信达雅”，就是明显的例证。无疑，“译事三难信达雅”之说，对于我国近代译学理论探索的开创，应该承认，确实是居功至伟，而且影响至今不衰。但是，自从卞之琳提出了“以似致信”的主张，不论是否被普遍意识到，也就为我国的文学翻译事业揭开了新的一页。
卞先生早在西南联大授课时就强调，就译诗而论，应该“破‘信达雅’说、‘神似形似’说、‘直译意译’说”，后来在评论我国新时期的译诗成就时又指出“‘信、达、雅’教条的无稽，‘直译’、‘意译’争论的无谓”，谈论何其芳译诗时再一次重申“反对讲‘信达雅’，分‘直译’、‘意译’、‘形似’、‘神似’”。
十年前，我曾在《卞之琳译诗艺术浅识》一文中写道，“结合卞之琳的译诗实践来看，第三种表述更符合他的主张整体”，今天看来，当时的我对前两种表述所突出的“破‘信达雅’说”之必要和“‘信达雅’教条的无稽”显然认识不足。
十年来有关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现实已经证明，卞之琳译诗主张在破和立的两个侧面，意义同样重大。
卞先生的译诗主张是，从“信达雅”之说中独取一个以忠实再现为其内涵的“信”字，撇开“形似”、“神似”无谓的争论而追求一个“似”字，不纠缠“直译”、“意译”而提倡对原文作“亦步亦趋”的翻译，也就是以新的语言准确地再现原作的语言形式，以营造相应的情境和意象，尽可能完整地传达原作所传达的思想感情或信息。所以，卞先生的主张似乎可以概括为：“亦步亦趋，刻意求似，以似致信”。我很高兴，卞先生对这样一种认识没有表示异议，今天，要说我会怀着感激的心情永志不忘。检阅我国的文学翻译成果，无数的实例可以证明，这是文学翻译而要取得成功的必由途径。谁相信，谁就有福。事实上，任何严肃而有抱负的文学翻译工作者，不论起步何处，迟早都一定会在某个岔路口汇合到这同一个方向上。当我经过一段摸索，终于体会到“译诗，必须力求形神皆似”，甚至，“形似而后神似”，当我把这样的体会写成文字时，我曾以为是我独特的体会，而当我应袁可嘉先生之邀撰文祝贺卞先生八十华诞而仔细研读了他的相关著述时才发现，卞之琳早就说过了对于“形式近似”的“刻意追求”。
卞先生有关于“破‘信达雅’说”之说，对于中国翻译理论的贡献，毫不亚于“‘信达雅’说”提出之初的历史功绩。中国的文学翻译已经成熟到能够而且必须理解，所谓“信、达、雅”，对于文学翻译，并不是三个并立的原则或标准。而严复提出的，恰恰是他认为对于翻译是同等重要的三个标准。无论哲学、伦理学、政治经济学还是逻辑学或进化论，也无论原作的语言风格如何，他都一概要求译文雅驯，因为他认为只有雅驯的语言才能把他相信是有助于救亡图存的西方理论引入中国之命运所系的庙堂。但是，对于文学翻译，特别是对于诗歌翻译，等同地对待“信、达、雅”或是追求原作以外某种独立自在的“雅”，都不可取。很有一些错误的翻译理论与实践全都发端于“信达雅说”，或是借“信达雅”以为口实的。
瞿秋白曾批评严复的“信达雅”说“ 以一个‘雅’字打消了‘信’和‘达’”，但是只有卞之琳明确指出了，对于诗歌翻译，“‘信、达、雅’教条的无稽”，其中只有一个“信”字必要，而且正确地揭示了致“信”之道，并以切实的实践证明了这种主张的正确和有效。
十年前，我曾经以为，“尽管赞成和反对‘信达雅’说的各家各执一辞众说纷纭，却有一点似乎已成不争的共识，即，忠实，应该是翻译工作永恒的信条。”然而我错了，因为时至今日，还有人公然提倡译文不必忠实于原作。
时至今日，还有人公然声称，“如果真与美有矛盾，那不是为了真而牺牲美，就是为了美而失真。……如果译得‘失真’却可以和原诗比美，那倒可以说是以得补失；如果所得大于所失，那就是译诗胜过了原诗。”
据这位先生说，“意美、音美、形美，这‘三美论’是译诗的本体论”；又在曲解了一段孔子语录“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之后断言，“知之、好之、乐之，这‘三之论’是译诗的目的论”；并且坦然承认随心所欲的“等化、浅化、深化，这‘三化论’是译诗（实际是他译诗）的方法论”。这大体上就是他所谓“新世纪新译论”的“体系”框架。
他以杜甫名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为例，演示了“求美不妨失真”的“译论”。在批评过别人的译文之后，他展示的三美俱备、可以使人一乐的范本译文是：
Ａｖｅｒｓｅ ｍａｙ ｌａｓｔ ａ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ｙｅａｒｓ．
Ｗｈｏ ｋｎｏｗｓ ｔｈｅ ｐｏｅｔ＇ｓ ｓｍｉｌｅｓ ａｎｄ ｔｅａｒｓ？
再根据他的理论译回汉语，就成了：“千年一首诗，哭笑有谁知？”
面对这样一种理论与实践，“破‘信达雅’说”的必要和重要，便显得格外突出了。这里提到的唯“美”之论，也无非是把一个“雅”字的文章做到了极端，做到了过头。
严复之所以会把“达”和“雅”作为与“信”并立而三的译事之“难”提出来，显然是因为他没有翻译过文学作品，而说理和描述确实是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或通俗、或典雅，但是文学作品像任何一种艺术作品一样是换不得表现方式的。严复如果译过文学作品?如果译过诗歌，也许也会提倡译文对于原文亦步亦趋的忠实。
卞之琳的译诗主张，立的一面，能够固本培元，破的一面，足可以扶正祛邪。
卞先生还以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译诗实践，为他自己的主张提供了形神兼备的范例。 卞译莎士比亚悲剧已经是有口皆碑。卞之琳所译诗歌，虽不能说每一首都一定不可超越，因为译诗追求完美，译后却总有遗憾，但是可以说，卞氏译诗已达到了难以超越的境地。我曾以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Ｂｌａｋｅ 的 Ｔｈｅ Ｔｙｇｅｒ 为例，比较徐志摩、 郭沫若和卞之琳三家译文，不能不承认，文学素养和才具相近时，方法的正确与否是影响成果质量的决定性因素：对原作亦步亦趋、刻意求似的卞译，就成了超越徐译和郭译的译诗杰作。
现在，也不妨和后来者的“译文”，比如说《世界诗库》所收的一种译文，作一番比较：
（比较的内容请详见文章后面的表格）
对照原文可知，卞译的每一行都凝聚着一位诗人字斟句酌反复推敲的心血，如ｓｙｍｍｅｔｒｙ?徐志摩曾译“雄厚”、 郭沫若曾译“威武堂堂”，而卞之琳译之为“匀称”，肯定不会是信手拈来，肯定是经过了“旬日踟蹰”类的苦思苦吟。再看诗库版的“译文”，除了把ｓｙｍｍｅｔｒｙ“译”为“匀称”好像是理所当然，后来却并不居上，尽管有许多词句都和卞译“不约而同”，但是为了“避嫌”而改“译”的每一处，例如把卞译“非凡”的 ｉｍｍｏｒｔａｌ 译为“超凡”，把第一节结尾一行卞译“能塑造你一身惊人的匀称？”改“译”成“塑造出你这可怖的匀称？”每一处对于卞译的偏离全都是败笔。特别是匆忙中把“能塑造”改“译”成“塑造出”也就切断了第一节Ｃｏｕｌｄ问“能力”、最后一节Ｄａｒｅ问“胆量”的前后呼应关系，从而破坏了这首诗的艺术完整和对称与变化的形式美。
可见，卞先生的译诗确实难以超越，甚至抄袭而要遮掩痕迹也不容易，却也不是绝对不可超越。但是，要超越，也只能按卞先生的思路、用卞先生的方法。
卞先生对我那篇《卞之琳译诗艺术浅识》作过一处修改：在比较徐志摩对Ｂｕｒｎｉｎｇ ｂｒｉｇｈｔ ／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ｉｇｈｔ 的译文时我曾写道：“徐译‘火一样烧红’比郭译强，但是为了押韵而用‘红’字略嫌牵强。卞译‘火一样辉煌’又比徐译强。第二行徐译“在黑夜的莽丛”，简洁而忠实，可惜形成了一个短行，破坏了全节各行音顿数的匀称，卞译加上一个‘烧穿’使诗行延伸为烧穿了黑夜的森林和草莽，这就弥补了徐译音顿不足的缺憾。”
卞先生把“这就……”改成了“不仅弥补了……，而且弥补了上行不得已译成‘火一样’而把隐喻译成明喻的缺陷，再转回原诗‘燃烧’的隐喻。”
按照卞先生的提示，如果在译文里还给隐喻一个隐喻，就把 ｂｕｒｎｉｎｇ ｂｒｉｇｈｔ 直译成“燃烧得辉煌”，能不能说就比译“火一样辉煌”更妥贴了一些？我本来是想祝贺先生的九秩大寿时当面请教的，却怎么也不会料到先生竟已离去。
卞先生已离我们而去，但是他留在我们心中的教诲，和肯定会世世代代留传下去的译作和著述，已成为我们民族宝贵的财富。他谦虚地评价自己，说他作为诗人“是一个小诗人，一个Ｍｉｎｏｒ Ｐｏｅｔ，不管怎么成功也是 Ｍｉｎｏｒ 的”，但是，就译诗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成就和贡献而论，却是一位了不起的大诗人，一个 Ｍａｊｏｒ Ｐｏｅｔ，会被我们的历史永远牢记的一位 Ｇｒｅａｔ Ｐｏｅｔ ！
在中国文学翻译史上开一代译风的卞之琳，代表着一个辉煌的译诗时代，如果今天的人们还没有充分意识到，我们的后代子孙一定会回过头来确认。
愿我们敬爱的卞先生，在勤劳了一生、奉献了一生之后，在和平与宁静中安息。
表格对比如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