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思想守旧已经成为彻底的贬义词，再也没有人肯像辜鸿铭那样以保守派为荣了。其实，思想是否解放，并不是以是否符合时尚标准来衡量的，关键还是要看它是否合乎事物发展的规律。最根本的事实是，人们对同一现象的认识不可能整齐划一，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固执己见不等于愚顽，只有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的人才会拥有真理。随风倒的人之所以不会落上个思想保守的名，是因为他根本就没有什么思想，只能态度暧昧，含糊其辞，模棱两可。这种人坐在一边静观其变，玩的是小聪明，虽然能够少吃亏，但是，同时也暴露了内心的虚伪。
比如说，好几门功课不及格的中学生韩寒写了两本粗浅小书便口出狂言，居然还震倒了不少人，其中就有些所谓的教育专家，他们明明心里反感得要命，却不明说，唯恐成为“素质教育”的对立面。而一些专家站出来为韩寒叫好，举偏课的钱钟书上清华之类的例子，积极地论证韩寒现象的合理性，无非是想表明自己的思想何等开放，观念何等超前。笔者这样说，绝对不是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我曾与这样一位“开明”的教育专家谈起韩寒现象，令我大吃一惊的是，他的真实意思与文章中的表白大相径庭，笔者问他何以搞“两面派”，他无奈地说，没办法，现在教育界兴这个，如果你还写文章让学生老老实实背题，按部就班地学习功课，岂不成了跟不上形势的老朽？我于是顿悟了，难怪《上海宝贝》等“另类”作品出现的时候，文坛上叫好声不断，讲出了许多现代、后现代的先锋理论，其中不少批评家根本就没有细读过这帮年轻作家的作品，他们随声附和的目的在于声明自己不是“卫道士”。不要以为卫慧、棉棉是“酷毙了”、“帅呆了”的酷哥辣妹们捧红的，说实话，他们在文坛上根本就没有发言权，真正起作用的恰恰就是那些害怕跟不上时代的老东西。他们的溢美之辞虽然不是发自内心，却也闹得沸沸扬扬，让人怀疑这些老家伙是不是也春心萌动了呢？其实，他们又何尝真心为年轻作家们做嫁衣呢？他们追逐热点，胡吹乱捧，意在显示自己思维活跃，不僵化，不死板，不教条，永葆青春。
思想解放一旦成为一种表演，问题就麻烦了，因为真实想法得到了遏制，大家都在想方设法“扮酷”，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让你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稀里又糊涂！这个世界热闹事又如此之多，大凡是新生事物，新潮的东西，不管是真实意思表示，还是假惺惺，故作姿态，大家都在异口同声地说好。女志愿者当街派送安全套，甚至进了校园，这样的事情，退回２０年肯定有人惊呼有伤风化，大逆不道。而今，却很少有人出来说“不”，即使他心里面恶心，表面上也是一副“欢迎新生事物”的表情。中学生早恋，出入酒吧、歌厅，进行高消费，许多“开明”的家长对此却一点反感都没有。既然家长如此想得开，如此新潮，别人自然不好再说什么。如果你不识趣，好言相劝一番，人家定规会说：“都什么年代了，还抱着旧框框不放”。这是一句很厉害的话，说你保守，就证明你目前已经失去了发言权，假若再喋喋不休的话，就是自讨没趣了。有人在网上发了篇文章，题目是《拒绝和７０年代的人交朋友》，作者表达了对一种浮躁的文化现象的批判态度，结果招惹了年轻人的一顿好骂，他们大多不从观点上正面反击，而是一口咬定：老先生，你该歇歇了，没人再听你讲过去的故事了。这是一种很可怕的心态，新的不等于好的，旧的不等于是坏的，把“思想守旧”当作一顶帽子看谁和自己过不去就给谁戴上，这是“文革”遗风。王朔提出要把老师都“灭了”，“灭到孔子以前”（《美人赠我蒙汗药》）。这难道不是典型的造反派心态吗？
追逐时尚是大众文化的本质特征。现代人在拷问传统、怀疑权威、揶揄圣贤的过程中建构新的价值体系。但是，有些人的新潮姿态是硬撑出来的，是做样子给人看的。因为“新”代表着权力，“新”意味着魅力。“新”是一张万能招牌，凡是打出“新”的旗号，便一切免检，畅通无阻。反传统成了一些混账小子的成名秘诀。余杰就认准了这一点，他声言自己坚持的是“否定性的写作”。把旧的东西骂个狗血喷头，一方面可以显示自己战斗的勇气，另一方面也十分安全可靠，起码不至于得罪当下正说了算的人。维特根斯坦说：“如果你要怀疑一切，那么你将怀疑不了任何东西”。一味趋新的人其实是很脆弱的，因为他连自己的来历都不敢承认。黄仁宇称王莽这个眼高手低的“改革专家”是一个“大书呆子”（《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最踏实的事情就是一步一步老老实实地走路，何必去赶那个时髦呢？吴宓面对一个重实利、轻理想的时代，表示“甘为时代之落伍者”。他的保守是真诚的。
金庸对自己传统的一面毫不掩饰，他说了一句不软不硬的话：“我能改则改，改不了也没有办法”。
这是对付新潮人士的最好办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