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沙落雁——世纪存照一书生》讲的是作者刘庆林——一位武汉大学哲学系毕业时正逢“文革”的大学生，被发配到一个军垦农场去接受“再教育”前前后后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作为一名在五七干校“进修”八年之久的臭老九，又读（看）过一些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包括回忆录、电视剧在内的文艺作品，我对于“再教育”的滋味并无新鲜感；但是，大学生下放到军垦农场的故事，我还是头回读到。于是我看到同中之异。一样自以为高明万分的军代表（从“文革”中听到的一些小道消息看，这个农场的军代表应算是好的），一样把不同的观点搬到了劳改场所，一样破坏生态平衡的毁林开荒或围湖造田（唯一的优点是不必挤占公社农民的口粮）。
这本书翔实地告诉读者，苦读十几年（还得加上父母的操劳）的人才，不仅让当地农民也十分惊讶地大材小用，丢掉黑格尔、康德、费尔巴哈乃至马克思恩格斯，从头学起地接受如何用老祖宗使过的犁耙耕田、如何千年一贯制地插秧的“再教育”，而且甚至变成一个个病秧秧或神经兮兮的废品。“文革”时曾听到过大学生自嘲为“三品大员”（试验品、牺牲品、处理品？）一说。离刘庆林他们那里不会太远的咸宁有一个文化部的“五七”干校，一群专家、学者也同他们一样被迫扔掉那些“封、资、修”，生产出成本上百元一斤的粮食。不同的是，学生那里比干校多了一点欢笑，居然苦中作乐唱歌跳舞演戏，讴歌“陈胜吴广跟党走，镰刀斧头闹翻天”（我一读到这里，不禁哑然一笑，“陈胜吴广跟党走”，既滑稽又现实。）还有最可怕的是，在那个农场，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学生感染血吸虫病。
在“文革”中，刘庆林先是“保守派”，然后变成逍遥派。换一个作者，在“文革”已被彻底否定的今天，他完全可以大吐“保守派”被压的苦水，数落对立面的胡作非为。本书中虽也略有涉及，但态度平和得多了。他非常清醒，“革”也好，“保”也好，谁对谁错，根本没个客观标准。“造反有理”时，“革”派扬眉吐气；造反的目标达到后，红卫兵的作用完毕，就“是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因为清醒，所以作者非常冷静。更可敬的是书中洋溢的忏悔意识。
从历史看，咱们中国是一个缺乏忏悔意识的国度。为尊者讳也好，事实服从路线也好，片面地强调“向前看”不准回头望等等也好，都是缺乏忏悔意识的一种表现。发生“文革”，当然责任有大小多少之分；但是，为什么只有中国才能发生这种荒唐事，很值得我们特别是知识分子、共产党员忏悔和思索。当某些“文革”红人拼命鼓吹自己如何正确，如何绝不后悔，声言一生中最少值得忏悔的阶段就是“文革”的时候，忏悔意识的重要性不言自明。刘庆林之所以能自觉忏悔，也许恰好因为他需要忏悔的东西太少太少；按照逆定理常真的原则，拒绝忏悔者的状况可想而知。
试看《谁说我们没发明呢？请看车轮战》（我得首先纠正刘庆林年轻而不知道的历史，车轮战并非七十年代的新发明。余生也晚，但在五十年代“三反”、“五反”中就见识过用车轮战打“老虎”战术）。刘庆林“改造”完毕从农场被分配到供销社当售货员后，又面临另一场考验。在“清政治、清经济、清阶级队伍”的“三清”中，曾一度被打成“走资派”又终于重新掌权的老谢，“有冤报冤”地狠整造过他的反的负责收购破铜烂铁的老刘，把他弄得死去活来。这还罢了。除了把一批人弄进“学习班”之外，他还把没有任何贪污证据的全县供销系统劳动模范老华指为起码是“万字号”的大贪污犯、一条化装成美女的毒蛇，终于把只听过表扬，戴过大红花，干干净净的老华整得一命呜呼。因为初到供销社加上有文化，作者被硬拽进审查老华的专案组中。“我想不干，但缺乏勇气；如果干，就得昧着良心。激烈的内心冲突，将我搞得身心俱疲。最后还是私心战胜了公理。我得给谢书记留下一个好印象，以便在我提出调动时，他能通融一下”。尽管他不是“对人类文明的最残酷、最野蛮的践踏”的车轮战的积极分子；但是，他并不因此原谅自己；“多年以来，我一直为这件事自责。我没有拍案而起的勇气，为老华伸张正义……”“说到底，在我的身上，也有懦弱自私、明哲保身的一面。”
读到诸如此类的忏悔，我们，哪怕是当年曾被批斗过的“牛鬼蛇神”，能不感到自己也有值得忏悔的地方吗？我们当不了遇罗克、张志新、林昭，难道仍然脆弱得连忏悔一下的勇气也没有？
（《平沙落雁》刘庆林著，长江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１５．００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