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多样性结构中的—个独具特色的组成部分。近百年来，随着湖湘人物在历史舞台上的出色表演，湖湘文化已受到世人的广泛瞩目与确认，并已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无庸讳言，这些研究虽然数量繁多，名目各异，但距离整体把握和具体把握，似乎还有一定差距。刘旭教授主编的《湖湘文化概论》，就是力图缩短这段差距，从系统思维中走近湖湘文化本质的重要尝试。
整体把握的关键是找到一个足以总揽全局的窗口，而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本著的巧妙之处就在于，它不像众多学者那样把目光投向事实与现象的表面，而是着重关注那对于文化整体最具有统帅意义的东西——它的灵魂。这一“灵魂”不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是深蕴于整体中的内核，那种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并足以“鼓天下之动”的总枢纽——它的基本的文化精神。
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什么？著者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淳朴重义”，“勇敢尚武”，“经世致用”，“自强不息”。“淳朴”，即敦厚雄浑、未加修饰、不受拘束的生猛活脱之性。“重义”，即强烈的正义感和向群性。“勇敢尚武”，即临难不惧、视死如归的精神。二者融贯，构成了湖湘文化独特的强力特色，具有鲜明的英雄主义色彩。也就是钱基博先生所说的：“湖南人所以为湖南，而异军突起以适风土者，一言以蔽之曰强有力而已。”“经世致用”，即重视实践的务实精神，是实践理性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参与意识的集中体现，这一普遍性范畴一旦与英雄主义相结合，就成为—种“当今天下，舍我其谁”的“敢为天下先”的豪迈气概，给湖湘文化提供了明确的奋斗目标。“自强不息”是“天行健”的宇宙精神的基本形态，而在湖湘文化中，则将它列为“人极”的范畴，视为文化的“极则”。这就赋予了湖湘文化独特的哲学依据。正是由于这点，湖湘文化具有了“独立不羁，遁世不闷”的特殊品格。
这一概括是极其全面的，也是极其精当的。在此之前，论者常用“湖湘人物性格”或“湖湘文化性格”对此进行概括。对照之下，本著的深度就鲜明地凸现了出来。“湖湘文化基本精神”是“湖湘人物性格”形成的内在原因，是—个比“湖湘人物性格”更高一层的概念。诚如黑格尔老人所言：“外延最广，也就是内涵最深……概念愈是高级，它的明确性亦愈大，愈确定，愈发挥，愈深邃，因此它的领域也最广。”无疑，这是湖湘文化研究中的—个历史性的突破，也是本著的第一大贡献。
本书的出色之处不仅在于揭示出了湖湘文化最基本的文化精神，而且在于它对形成这—独特精神的独特环境进行了“沿波以讨源，振叶以寻根”的剖析。作者认为，事物最基本的形态是空间与时间，空间与时间是事物运动最基本的外部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事物的性质。就空间而言，湖南三面环山，一面临水，是一块马蹄形的地域。后有重山，前有大泽，在古代相对于中原地区来说是信息比较闭塞的地方，但另一方面又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地方。环境的艰苦，锻炼了人的坚强勇毅的性格。环境的闭塞，培育了人的独立思考，不随人俯仰的精神。古人所谓“深山大泽，实产龙蛇”，即此之谓。从时间来看，楚人含有古蛮族的血统，后与炎黄文化融合，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接受了中原文化的影响，又保有蛮族文化生猛雄健的遗绪。而地域的封闭性，更使这种独特的基因得以绵延不绝。文化的核心是人，人是环境的产物，于是湖湘文化和具有此一文化性格的人就在这一特殊的土壤中应运而生。作者的这一论断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法则的，因而也是使人信服的。
时间与空间毕竟是事物发展的外部条件，众所周知外因总是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那么湖湘文化形成的内因究竟是什么？作者高屋建瓴地将它归结为在这一地域上的人的系统运动。这一系统运动的合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土著文化，即群苗文化，也就是以屈原为代表的南楚文化。一是中原文化，即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湖湘文化就是二者冲突与融会的结果。中原文化的“文雅”与群苗文化的“蛮野”这两大基因的结合，就构成了湖湘文化独特的“倔强”、“刚坚”、“峻激”的风格。所谓“人杰地灵，大儒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即此之谓。这就是湖湘文化“深湛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然后“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自立”的重要原因。
湖湘文化的形成，正是以上诸多因素系统运动的必然结果。著者由此归纳出—条结论：“湖湘地区高山大湖的地理环境，发达的农业经济，各民族多元文化的融合，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地域文化。”这一系统概括，将湖湘文化的渊源揭示无遗。这是本著的第二大贡献。
本书的杰出贡献还表现在对湖湘文化的内系统结构的全面揭示上。内系统结构是基本精神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寄附体和具体形态，同样是人们认识的误区。著者从几个方面进行了条分缕析：
湖湘哲学思想，以宋代胡安国为开创者，历胡宏、张拭、王船山、曾国藩、谭嗣同、杨昌济，以至毛泽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以理学的道德精神与经世致用的实事实功相结合，这种学术文化的特色一直延续到近代……近代史上湖南人才辈出，虽然他们的政治立场可能很不相同，但其讲理想、重经世的学术文化风格却是—致的。”
禀承着屈原忧国忧民的文学传统和胡安国“经世致用”的哲学传统，湖湘文学艺术具有“文道合一”的明显特点。以曾国藩为首的“湘乡文派”，就是此一特色的代表。这一特点，在毛泽东身上也鲜明地反映出来。
经世致用的哲学思想，也在湖湘史学中反映出来。湖湘史学具有以下明显特点：一、经史并重。以经义作为批判历史的最高依据，述史是为了阐发经书义蕴，阐发经书内蕴是为了维护历史传统。二、说古是为了道今，批判以往是为了针砭时弊。研究历史并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而是检讨兴亡教训，寻求国家中兴和救亡图存的历史借鉴。“这种为经世致用而重视史学的精神，为当前政治服务而重视史学的传统，影响了湖湘史学的发展方向。”
湖湘教育大兴于宋代，历时千年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传统：重视学思并重与知行统一，重视独立思考与理性批判。岳麓书院就是此一传统的见证与代表。
任何宗教都具有双重的属性。一方面，它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传统文化的其他形态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它又是自然力量与社会力量在人的意识中的虚幻的、歪曲的反映，是一种颠倒了的世界观。出于前者，湖湘文化对宗教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态度，南岳大庙中的佛道儒共处就是典型事例。对于后者，湖湘文化采取坚决的批判态度。湖湘学者从宋代的湖湘学派开始，都主张“入世”，坚持“实学”，强调“学以致用”，所以都从社会学与认识论的角度对宗教进行过批判。特别是对于基督教的阴谋活动，抵制尤力。湖南是我国近代“教案”最多的地区。抵制洋教成了全地区的一致活动。
湖湘是我国民族最多的地域之一。在漫长的岁月里，各个民族由于历史沿革、居住地域、生产方式和宗教信仰等的不同，孕育了丰富多彩的传统习俗和民族风情，又互相渗透，彼此影响，汇合而成一种个性鲜明独具—格的湖湘民俗文化。
由于对实践与实用的重视，湖湘科学技术素称发达。早在商周，青铜冶炼已具相当规模。近代的锑都，更为全国冶炼之冠。马王堆出土文物之精美，令人叹为观止。它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将湖湘文化独特的科学品格尽现无遗。
以上诸多方面，将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实化为具体的存在方式，真正达到了列宁所说的“真理总是具体的，真理就是由现象、现实的一切方面的总和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构成”的那种“多样性的统—”的境界。这种严密、精审的“具体”剖析，是极具有说服力的，对于矫正当前肤浅的学风来说，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
（《湖湘文化概论》，刘旭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２２．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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