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文学史”是这些年来说得烂熟的一句话，当然不光说说而已，也有实绩，《中国现代文学史》即为其中之一。“重写文学史”恐怕不可能一蹴而就，这本书则是在这个方向上前进了一步。“前言”里说：“本书在广泛吸收本学科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在编辑体例、文学史框架及对作家作品的认识、评价等方面，均有一些新的变化，体现了新一代学人的学术视野和眼光。”我们当然首先关心“新的变化”是小是大，涉及局部抑或全体。这本书归在“面向二十一世纪课程教材”之列，要解决上述问题，最简便的办法就是找出从前同类教材，详细加以比较，于是一切都清清楚楚。不过这事我却干不了，因为向未读过大学文科，脑子里原本没有那个对应物。然而“重写文学史”并不只是这样一个问题，譬如这里讲到“视野和眼光”，或许就更为重要。
“重写文学史”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回把《中国现代文学史》通读一过，我大致有些想法。至少应该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史家视野的进一步开阔，某些先前忽略了的作家和作品得以纳入；第二，对所涉及的作家和作品的重新认识评价，包括地位的升高、降低，甚至某些作家和作品被逐出——适与前述纳入形成对照，而这都基于认识评价依据的重行确立；第三，史家关注点的变化，即由非文学性转为文学性，由文学之一部分转为文学之全部。这一切又将影响到史的叙述方式；第四，史家对某一地域与时间范围内文学特性认识的深化，由此确定文学各门类比重和文学史框架。这里第一个问题，即 “视野”，后面三个问题，即“眼光”，它们共同构成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史的基础。视野与眼光相互促成，同时也相互制约。
这样来看《中国现代文学史》，觉得“前言”里那一番话就很中肯，我说它是“重写文学史”总的过程中的一个进步也还确当。这本书在开阔视野方面，成绩确实值得注意，像“现代派文学思潮”、“沈从文及京派小说家”、“礼拜六派的通俗小说”、“张爱玲、钱锺书及各沦陷区作家的创作”、“穆旦与西南联大诗人群”和“都市通俗小说的新局面”等章的设立，都是新的气象。至于谈到眼光，的确有些新了，虽然还不算一概都新。但是这个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恐怕现在要求谁具备一副全新的眼光都不现实。非强求不可，则连这一步也迈不出去了。具体地讲，在我上面所说的第二和第三方面，各有相当收获。某些作家和作品得到了新的评价。举个例子，在谈及废名的《莫须有先生传》等时说：“废名的玄想其实并非指向具体而明晰的观念形态，他执迷的更是一种观念的氛围和思考的意向。试图从中探寻废名所思考的系统化的观念形态是徒劳的。他的小说之所以以‘晦涩’著称，最重要的原因恰在于此。废名的‘莫须有先生’系列，为中国现代小说史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观念小说或玄想小说的类型。”分析很有见地，评价也是合宜的。
作者的评价，以及作出评价的依据，我们读了，或赞同，或存疑，或反对，其实都无不可，这里无须一一讨论。倒是另有两点可以顺便一说。一是我所谓史家的关注点和叙述方式。中文我只念到中学毕业，记得从前上课，老师一讲就是通过什么反映了什么，后来读咱们的文学史，竟然说的也是这些。这虽然牵涉到题材、情节、人物和主题诸问题，但是文学史应该关注的还有不少别的，譬如文体和技巧的创新演变，等等。《中国现代文学史》是教材，学生必然另外要看参考书，更无须一一复述所提到作品的内容，所以在彻底打破“通过……反映……”这一观察模式方面，还可以“再进一步”。二是我所谓史家对某一地域与时间范围内文学特性的认识。略作估算，本书论述小说部分占一半以上，戏剧五分之一强，诗歌五分之一弱，散文只有不到十分之一。这个比例，合乎普遍适用于西方各国的“文学”这一概念，即小说、诗歌和戏剧是为文学三大主要项目。但是“文学”之于中国，尤其是现代中国，与世界别处未必完全一致。《中国现代文学史》在这方面也还可以“再进一步”。依我个人之见，这几十年间散文（广义的，包括抒情散文、叙事散文、随笔和有文学色彩的学术论文）的成就，即使不说与小说相埒，至少远在诗歌和戏剧之上。
（《中国现代文学史》，程光炜等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７月版，３０．００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