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百家姓》的破题之言，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会吟诵。《百家姓》是古代幼儿的启蒙读物，入学伊始，五六岁的幼童就捧着《百家姓》咿呀诵读，当时识字的起点，确实高于时下，它是否合乎教学法则，另当别论。但有一点却是肯定的，在以后碰到难读的姓名时，大概不会像今人那般犹豫。
传统社会是家族的社会，家族最显眼的标记就是姓氏，姓氏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种符号，更是一种代代相传的文化徽章。无论千里万里，同姓之人相见，即刻就会产生一种天然的亲切感，“三百年前是一家”的俗语，像一条无形的纽带联系着同一姓氏的人们。人们珍重姓氏，除非万不得已，绝不会更改。中国有着发达的家族文化，也就有着丰富的姓氏文化。
近年来，出现了寻根的文化热，有关姓氏的知识读物日渐增多，姓名学作为一种新兴的人文学科，在中国正茁壮成长。《中国姓氏的文化解析》就是姓名学研究与普及中的一部力作。它的最大特点是融学术于趣味之中，将学院式的高头讲章化解为国民津津乐道的知识读物，这样的学术贡献并不是一般学者能够容易实现的。
王泉根教授在出版本书的同时，还推出了它的姊妹篇《中国人名文化》，这同样是一部令人回味、情趣盎然的姓名学著作。限于篇幅，本文集中讨论《中国姓氏的文化解析》，因为本人觉得姓氏文化比人名文化更能体现传统中国文化的特色。
姓氏与家族在传统社会有着突出的地位，如果排列传统文化门类的话，姓氏文化必然在其中占据较显要的位置。
古代典章文物制度中，对于姓氏相当重视，姓氏是家族出身与社会等级的标志，“赐姓命氏，因彰德功”（《潜夫论》卷九）。姓与氏原本是分立的两个概念，在上古时期有姓无氏，西周时随着宗法制、分封制的推行，为了适应宗族支系标识的需要，根据宗族支系的爵位、官职、封国地望等“命氏”。因此周代出现众多的与姓不同的“氏”。姓与氏的区别在后人看来是很难理清的文化旧案，本书作者以人类学的眼光对古籍记载的文化资料进行了缜密地考察，提出了正确的理解：姓是大宗（广义的大宗）的族号；旧有的族号，始祖的族号，木本水源之根的族号；而氏是大宗（姓）分出去的支系——小宗的族号，后起的族号，始迁祖的族号，分居地始祖的族号。“姓者，统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通鉴·外纪》）这是就宗法的角度而言，姓为宗统，氏为分派，说明姓与氏相联系的一面，要而言之，姓表血统而示女系，氏表功勋而示男系。从社会角度看，姓是血亲关系的标记，氏又是社会地位高低贵贱的象征。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宗法制的动摇、分解，宗族支派——氏逐渐向姓转化，最终在秦汉时期实现了姓氏合一。姓氏的合一，是生物意义的“姓”与社会意义的“氏”之间的结合，秦汉以后的姓氏与先秦的姓与氏有了显著的区别，姓氏只有基本的家族出身意义，它与个人社会地位没有必然联系。虽然在封建社会实行皇权的家族垄断，但它对社会的控制是通过异姓百官层级管理实现的，与古代的宗法制度有了根本的不同。姓氏在秦汉成为一般平民的家族标记，现代中华姓氏大多定型于这一时期，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姓氏文化由此奠定了基础。
姓氏脱离了宗法制度，成为平民出身标记，一般不再有明显地高低贵贱的社会区别，但它作为宗族的标识，很难摆脱宗法因素的影响。在传统社会，姓氏是家族的徽号，人生而得姓，此后人的一生跟族姓荣辱与共。家族荣誉，家族利益有着突出的位置。一人成名，是一族的骄傲；一人犯奸，是一姓的耻辱。在中国姓氏文化中，族姓永远摆在第一位。历史上秦姓与岳姓的传说，就是中国姓氏文化特色的鲜明体现。在家族社会，对犯有过失的族人除处死外，最重的处罚就是族谱除名，将其逐出族姓。被逐出族姓的人，不仅生时灰头土脸，即使死去也回不了祖宗的墓地。
族姓不仅是家族的标记，同时也是人们在家族社会安身立命的“护照”。与此相应的是古代社会攀附名人，认祖联宗的文化习性。本书引用的下面这则传说，就是对此种情形的生动写照：传说江南有个小镇，镇上住着朱、项两大姓，这两大家族常常争强斗胜，互不相让。有一次朱姓盖了座祠堂，想显示一下本族的威风。项姓立刻发动族人，也盖了一座。朱家祠堂在揭祠那天，贴出了这样一副对联，“两朝天子；一代圣人。”上联言朱姓历史上曾出过两位皇帝，一是五代后梁太祖朱温，一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下联指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朱氏先祖如此荣耀，使项姓颇觉憋气，在本族人苦无对策的情况下，他们暗地以重赏向外界征求楹联，一位三家村的老学究应征来了，他向项氏族人讲述了两个故事：一个是春秋时代的故事，孔子曾拜在项橐的门下，向他学习礼仪。另一个是秦末的故事，项羽在抓到刘邦的父亲之后，欲大鼎将他煮死。第二天，项姓祠堂上，挂出了一副大对联，“烹天子父；为圣人师。”这副对联与朱家对联针锋相对，凌顶压势占了上风。朱姓族人见了无不目瞪口呆。
这种攀附历史名人为自家先祖的风气在古代很是流行，不仅家族势力的较量中要动用这些象征性的家族历史资源，即使是在族内活动中，人们也盲目地认定历史先人，以显示家族历史的遥远与家族出身的高贵。这种做法在家谱编修中最为常见。李姓追溯到老子李耳，周姓追祖后稷，吴姓始祖泰伯，姜姓则祖姜太公，袁姓则祖袁绍。有祠必有谱，有谱必载世系，世系邈远不清，于是编造世系成为古代习气之一。宋人郑樵对此已有警觉，他在《通志·氏族序》中告诫人们：“氏族之家言多诞，博雅君子不可不审。”由于宗族势力的扩展，明清时期，伪造世系、家谱的风气更盛，出现了专业的造假者：“谱匠”。谱匠预制一套可通用的道具，多托始于南宋，如名人序跋、远祖遗像、朱子题字等，不论张姓李姓，但将名姓一改，即觉天衣无缝。同一衣冠袍笏须髯如戟之人，既可作张家的远祖，也可作李姓的儿孙。由于家谱世系的东拉西扯，其历史价值往往被大打折扣。这也是人们在历史研究中不大重视家谱资料的原因。
虚构家史，不足为训，但为什么虚构，虚构的意义何在？却大有文章。正是这种虚构反映了民众心理的真实。在家族政治的时代，人们参与社会活动往往不是个人的选择，其背后有相应的家族力量支撑。出身并不显赫的家族为了在社会上争得有利位置，就攀附圣贤，自高门第家世。古代姓氏文化中认圣贤功臣为祖的作法，对家族与社会来说有两个积极效用：一是扩大了家族范围，取得了更多的家族互助的机会，增强了社会的凝聚力。历史上的几位圣贤被众多的后世家族共同奉为祖先，这就给本来无甚瓜葛的族姓提供了联宗的机会，根本的归一，体现了文化的认同，民族文化的凝聚力由此生发。从当代海外华人的寻亲热潮中可以真切地感受到这一点。二是重视远祖的文化名位与历史声望，给家族文化树立敬仰的精神偶像，有助于培养家族成员的荣誉意识，提升他们的道德水平，不给祖宗脸上抹黑，不要辱没先人，成为一般家族的民俗心理。在这种文化价值观的作用下，人们有了更强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从而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进步。从这一角度来说，攀附圣贤的文化意义远远高于其虚构历史的消极作用。
姓氏文化作为家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历史上有着丰富的表现。本书作者以睿智的眼光，审视了中国姓氏文化的起源、演进、变迁的历史过程，并对其中的几个关键处予以了特别关注：第一、原始图腾崇拜与姓氏起源的关系；第二、秦汉时期与中华姓氏习俗的确立；第三、魏晋六朝门阀制度对姓氏文化的影响；第四、民族文化的交融对于姓氏文化构成的影响；第五、寻根祭祖与当代民族文化认同。作者以流畅的文字表达自己的理性分析，将抽象的观念具体化为一串串文化事象的描述，体现了作者较高的学术智慧，从而为姓氏文化理论知识的大众化开辟了新路。
悠悠的历史已成为漆黑的天幕，让我们每个人还能直接“看到”历史的，不正是像活化石一般积淀下来的姓氏，与像繁星一般闪烁在夜幕中的历史人物的名字吗？
（《中国姓氏的文化解析》《中国人名文化》，王泉根著，团结出版社２０００年出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