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已迈入了新的世纪，西部大开发应该说是时下最热闹的话题。然而热闹之下，真实的西部其实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还是比较陌生遥远的。西部，让你首先联想的会是一些“冰冷”的词，比如，崇山峻岭、水土流失，戈壁大漠，生活困窘等等现实。曾几何时，海路大兴之前，西部是中西交通的大动脉，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从此穿过，与一直是王朝定都的关中平原息息相连，而且也是民族大融合的前沿阵线，历代王朝都苦心经营。直到唐宋全国经济重心南移，多次大规模移民发生后，全国政治、文化中心随之发生变化，西部往昔的盛况不再，这才慢慢的衰落下去。时下正值开发西部的口号响彻全国，不禁想起了七八十年以前也曾出现过的类似局面，当然前后业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开发的背景、程序及其成效也都迥然不同。可是，就在此时，回顾历史的沧桑、重温旧梦，也许会不无感触和启发的。
二十世纪的二十到四十年代，曾经出现过一次旗帜相对显明的开发西部浪潮。广袤的西北大地上着实也热闹过一阵子，一批仁人志士踏上了“到西北去”、“开发西部”的道路，其中主要包括政府官员、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及地方当局，他们前往边疆，或走马上任、或作学术研究或进行民生调查。可那个时局，军阀混战、外敌当前、民不聊生，俄国策划蒙古自治，日本发起侵华战争，东部危机加重；法德虎狼于前，美英鹰隼于后，一幅耻辱深重的“时局图”，令任何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咬牙切齿不已。东三省沦陷，民国政府被迫内迁，国内外形势突变，不但东部、南部直接遭受着帝国主义的扫荡和侵袭，大后方的西北、西南边疆也已布满了他们的爪牙和御用学者，一些国家打着考察旗号的团体和个人，却纷纷策划着不可告人的阴谋，偷运国宝、偷寻情报，无所不干，尤其日本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简称满铁）的成员，从１９０８年开始，就深入我国东北、华北、内蒙、南方各地，搜寻各种战略情报，至抗战结束，陆续出版了无数种调查报告，发表了一系列反动言论。然而正如中国边疆学会的领导人所言，“否极泰来，空前的觉悟却也由之而起，优秀的知识分子到西北、西南，开发的事业正在进行，每一个国民的心瓣上都展开了‘边疆’两字。”
中国毕竟已卷进了世界潮流，忍辱负重的同时，各行各业都在激烈的动荡冲击之中，迎来了新生，民智的启迪、爱国力量的凝聚、近代科学的诞生、学术方向的创新，均在不断的奋起。此时之中国，可谓一大转型过渡时期。内忧外患，促使人们将注意力转向了广袤无垠而又陌生的西部。一部分具有强烈责任感的知识阶层，首先站起来，奔走呼号，动员全社会加强边疆危机的忧患和保卫意识。国家多事之秋，庞大的政治、军事开支，同样迫使国民党政府积极谋取西部开发和建设。政府官员作为官方代表，依靠国家政策和资金的支持，可以制定和实施一些具体的开发措施。而学术团体则可以代表社会和学术立场，进行实地考察或文献研究，提供一系列的建设参考意见。其实，任何时代，学术研究均往往与现实社会和人生同构。每一次研究方向和高潮的迭起，总有强大的社会呼声和感召。学术指导现实，现实又为学术提供了栖息的土壤。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一代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新材料以研求新问题，即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知识分子凭着自身对社会的敏感和责任感，往往能够涌现出一批认识深刻、引导时局的先知先觉者，走在时代的前面。世纪初的西部大开发也是如此，我们透过这次边疆研究高潮的背景、历程、业绩，就可能清晰的了解开发的大致进程。国难当头，重新认识自己国土的重要性，以及积极了解世界形势，都是迫在眉睫的事情，“民命托于天地，国力凭于领土”。地理学作为首要的对象和手段，边疆历史地理和近代地理学的研究由此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正如《西北史地》季刊“卷头语”所言：“虽以史地揭橥，而内含却不止此”。这一时期，集中的体现在中国地学会、禹贡学会、中国边疆学会等团体的成立及工作开展上，同时也包括其他组织和个人的边疆实地考察，在此略微详叙：
其一，中国地学会，是１９０９年在张相文组织下成立的，它标志着我国地理学由传统向近代的过渡。面对中华民族被“日辟百里，日蹙百里，固随其人之自取”的时局，就在学会刊物《地学杂志》创刊号上启事：“然溯厥由来，亦惟地理上之知识优劣不齐，其影响遂被于国家，其祸端并延于种族。此亦物竞天择之公例矣。……同处漏舟之中，共集危巢之下，时事所迫既如此矣，岂得以抱膝空山，行吟泽畔”。其忧国忧民、救国图强之旨可见。随后在地学会周围团结了一批社会各界精英，筹谋强国之学。其二，禹贡学会，是１９３４年在顾颉刚先生的努力下，成立的专门研究边疆历史地理的团体。顾先生对时局的认识也是相当深刻的，他在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中打过一个精辟的比喻说：“甲负箧而趋，乙迫之，呼曰，是吾家物也，汝何盗焉？甲止步而询曰：汝知箧中所装何物？乙瞠目不能答，甲乃侃侃陈词，谓中有币帛若干，金银若干，启而验之，果如所说，斯时旁观者心直甲而曲乙矣。虽亦有明知为盗者，然而必赞甲之能处心积虑，鄙乙之颟顸而不善保其所有矣。呜呼！今日之事，何以异此……”于是，他领导燕京、辅仁、北大三校的师生，积极开展边疆沿革地理的研究，培养了一大批年轻有为的学者，时至今日，多已成为学界泰斗。先生在为《禹贡学会本会此后三年中工作计划》中义正词严的表明学会的宗旨：“当此国家多难之日，吾辈书生，报国有心，而力学未逮，窃愿竭驽钝之资，为救亡图从之学。”亦将和史念海先生在合著《中国边疆沿革史》，归因于“思欲检讨历代疆域之盈亏，使知先民扩土之不易，虽一寸山河，亦不当轻轻付诸敌人，?有是书之作。”不但如此，顾先生还借中英庚款之便，亲历边疆，教育考察的同时，致力于力所能及的其它方方面面。其三，中国边疆学会，是民国三十年（１９４１年）由赵守钰、顾颉刚、马鹤天等人在陪都集合同志发起的，其奋斗目标有五：促进民族的团结；考察边疆的情形；研究建设的方案；编纂边疆丛书；发行边疆期刊。此外，还有不少团体和个人也以不同的方式积极投身于西部的考察和建设开发中去。
帝国主义的魔爪伸进来之时，一些知识分子目睹危机，敢于正视时代，继而奔走骇告，欲唤起起国人的注意。早在清朝道光、咸丰年间，一部分汉学家即在古学之外注意到了当前的边疆情况，像张穆著《蒙古游牧记》，祁韵士著《藩部要略》，何秋涛著《朔方备乘》，魏源著《圣武记》，龚自珍著《蒙古图志》和《西域置行省议》。此后，仁人志士前仆后继，至民国，为边疆劳心劳力者已不再只是孤军奋战，而是形成了堪称巍巍大观的“共同体”。他们多著书立说，留下了宝贵的笔墨。不论经世致用之学、朴学考据还是谋筹强国之学，在西北舆地研究和开发中，都作出了贡献。也不论官方、民间团体和个人的文章著述，都可以读出他们的一腔热血来。他们都从各自关心的重点入手，深入基层农村和田野，做详实细致的实地考察，多随行随记，最后再汇总成册，凡地方社会、物产、商业、交通、教育、民族、风俗、宗教多有涉及，而且著述当中，往往群心群力、献计献策，甚至会专列一章节，综述建设得失及其对应策略。如马鹤天的《甘青藏边区考察记》、傅作霖的《宁夏考察记》、顾颉刚的《西北考察日记》、严德一的《边疆地理考察实录》、林超等人的《嘉陵江流域地理考察报告》、王金绂的《西北地文与人文》、华企云《新疆问题》、林竟《西北丛编》、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及《地学杂志》、《新亚西亚》、《开发西北》等刊物所载的优秀之作，难以备述，都洋溢着作者强烈的求实精神和爱国心，读来为其所记所思深深的感动，尽管时隔近百年，民国之现状恍然在目。这些宝贵的文字，难道不正是我们一笔丰硕的时代文化遗产吗？尤其那些调查实录的一字一句，都是栉风沐雨、披荆斩棘、胼手胝足、流汗流血得来的。几十年过去了，翻阅那脆薄发黄的纸张，依然能体味先辈的满腔热血。
无庸讳言，那时人们的认识也许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不足，如果作学术研究，或可存疑。但是他们的热情和强烈的爱国心，他们的民族精神却是永存的。“读万卷书”是每一个读书人孜孜以求的，而“行万里路”却不是易事。尤其在那个年代，西部闭塞甚至险仄的交通，需乘骡马穿越深山大谷、茫茫戈壁。为寻求历史的真实，谋求开发富强之路，他们凡所见所思，筛选斟酌，终有所记。通过介绍、评论广袤的大西部，唤醒国人，提议建设方案，以资国政，同时也保留了第一手的民国历史资料，供后人参阅。这一时期，“对于西部之开发，政府提倡于前，人民随于后，莫不视为中国现今重要急切之问题，因之‘到西北去’之口号，殆已唱遍全国”。可是，时代的局限和现实社会的腐败及其他条件的缺乏伎这些经世之才雄心难就，其著述也就只能多为“纸上谈兵”了，尤其抗战结束后，“大后方”一时兴起的建设热很快又沉寂下去了。同时也如林竟先生所言：“今人有成大业之心，而无成大业之行，是以兴兴之相继，而未有已也”（《环海倚松楼西北日记》）。二十年代竺可桢先生有感而发：“俄得阿拉斯加而贫，美得阿拉斯加而富。台湾、赫尔戈兰二岛，李鸿章、克兰司顿视若赘，以为徒增国家之负担者，一经日德两国之整理，一则成为无穷之宝库，一则变为天堑，作海军之屏障，此其故何哉？曰事在人为而已矣。”虽然自民国肇新，国人旅行边疆者不胜枚举，考察团体亦有多起，但实际成效还非常有限的，竟有日本人口出狂言，“谓日本人之知中国胜于中国人之自知，外人苟欲知中国内容者，询日人斯可矣云云”。竺先生感叹我国关于边疆书籍凤毛麟角，作《我国地学家之责任》一文，发表在《科学》杂志上，鼓励世人。
阅读古人，为先贤所感动，他们在国家民族的危机忧患之下，不断的抗争着。可以说民国及其以前，历朝历代对边疆地区的大规模开发活动往往都是政治和军事行动的附属物，而如今新的历史条件赋予开发西部新的主题和内涵，西部真正成了大家注目的焦点。边疆稳定和发展对整个国家日显重要，社会各界的关注也越来越炽热。著名的边疆史地学者马大正先生说：“要开发边疆，就必须了解它的历史和现状，曾经发生过什么？正在发生什么？发展前景又是什么？火热的现实生活要求研究者寻求答案。”今天西部大开发当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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