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完《１９５７年前后的陈铭枢》并寄出后，忘了把１９５０年６月１２日毛泽东给陈的回信照片附去，待后来想起寄出，编辑来电告知文章已经发排，不及插入照片了，问可否能再撰文介绍照片的一二，恍惚间似可一试，遂灾祸枣李，又涂鸦则个。
毛泽东的信，是对陈１９５０年三次上书欲与毛讨论佛学的回信，陈的信是《与毛主席论佛学三上书》，曾散发过，我没有见到过，据说是要倡导“佛学治国”。大概陈先生以为佛学高明，又可兼容共产党信仰的辩证法，乃共产党靠武装斗争和阶级斗争以及农民战争、群众运动夺取了天下，陈先生想来是为之忖度不便以“马上治之”了，遂出此主张，他又是直肠子人，不计荒谬与否，向新中国的领袖讨教，毛回信说：“真如先生：尊著略读，未能详研，不敢提出意见。惟觉其中若干观点似有斟酌之必要，便时再与先生商略。存放甚久，迟复为歉。敬颂健吉”。
揣度毛泽东回信的意思，其实是委婉地批评之。这很好理解：察古往今来以佛学治国者，实在是几希，倒是颇不乏“治大国若烹小鲜”者。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积贫积弱百余年之中国，经不计其数的内战外患、烽火硝烟之后，若说再行以“老谱将不断的袭用”的“周期性振荡”的让民休息、无为而治之术，也真迂得可爱而背（悖）时。一张白纸要画出最美好的图画么，东亚贫弱大国要迈进到工业化大国，而且随之就是大规模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则陈先生的主张非但迂腐，且未免天真，庶几等同于不解工业化资金何以由农民身上来而口称“九天九地”的梁漱溟先生。然而细想陈先生作为，就要考虑到彼时之语境，则陈之“佛学救国”论和毛信的本事也就应该了解一下了。可是跑到图书馆，有关毛泽东的书可说是浩瀚了，但要找毛与陈的线索却不易，卢之超主编的《毛泽东与民主人士》以及《毛泽东和党外朋友们》（团结版）、《毛泽东交往录》（人民版）、《毛泽东和他的友人》（中青版）、《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浙江版）、《毛泽东和他同时代的人》（河南版）、《领袖交往实录系列·毛泽东》（四川版）、《握手风云——毛泽东交往实录》（山东版）、《毛泽东人际交往实录》（江苏文艺版）乃至《毛泽东和他的“右派”朋友》（四川版）都不收陈铭枢，可怪，这倒也可以窥出书界“繁荣”背后的信息矣。唯有一本《毛泽东与国民党高级将领》（解放军文艺版）最末记有陈先生，可惜简单得无以复加，不过是以陈十九路军将领、一二八抗战、闽变、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和民革的身份，毛称道以“人民是会记住你们的”，以及毛允以“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向彼说明对民主党派使用方针而已。少不了要做些考据矣，这也正合有考据癖的闲人。
从毛泽东与佛学下手。以毛母文氏虔诚佛教，少年毛泽东自于民间信仰的佛教不会陌生，及长，善于独立思考的毛携同好友萧子升（后有《毛与我曾是乞丐》一书）游历时曾过寺院，乃与方丈争论“历代帝王皆具宗教天性”之问题，毛以为非其天性，不过维护统治需要而已。自是，追求社会改革的毛泽东大概再无兴致于出世之想的佛学。后来革命胜利要进城了，在五台山观佛山景观时，又曾与方丈交谈，从佛家崇仰的人无贵贱、众生平等、行善慈悲等联系革命成功也就是消灭剥削和压迫、耕者有其田以及百姓乐业安生，所谓殊途同归，当然本质区别还是有的，那就是共产党是现实关怀的，它是用革命以暴易暴来反抗一切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也是因为这一点，一旦革命有了胜利的时机，当然是“宜将剩勇追穷寇”（教诲以中土“霸王别姬”、西土“农夫与蛇”等故事）、“将革命进行到底”，绝不能学佛家慈悲以及“妇人之仁”（请众看客容小子放个野马：见《中华读书报》上众名流讨论《中华成语千句文》，在我看来孩子们又要苦了——如何能背下来呢？前些时的《新三字经》如何叫不响了呢？我们的文化工作者何以对旧形式不肯罢手，而且以为简单到“一个人有文化没文化最简单的就是看他成语掌握多少”？再说偌大一个中华，“侠义精神”果真占了一个地盘？它到底是不是“成人童话”了呢？又“礼义之邦”中间多少血泪、“百年树人”几许范进？都不见了，最不该的是竟然“一部中国史写到‘五四’以后就比较困难，只好以文化为载体，转写琴棋书画，商业文明”了？那还叫什么“中华”？这且不说，且说一片喝彩声中作家毕淑敏提出一点小“抗议”：谓个中“妇人之仁”一句有性别歧视之嫌。不错，以中国千余年来男子霸权话语的统治，女性自是受歧视和鄙视的，这创字有“奸”、“妖”、“奴”、“婪”、“妄”、“嫉”等，成语则除《千句文》创意者孙文华发现中华成语局限所在的骂人、军事与教育成语多外，性别歧视性成语恐怕也不少，若“糟糠之妻”、“群雌粥粥”、“婢作夫人”、“婆婆妈妈”、“神女生涯”、“姑息养奸”、“河东狮吼”、“牝鸡司晨”、“妇道人家”、“头发长见识短”以及外延的“强奸民意”和貌似公平的“男盗女娼”，无一不显示出“他者”眼光中的“被吃”者的角色形象。不过抽去“妇人之仁”的蔑意，则孔子之“仁”与妇人之“仁”高下何在？何以佛家观音竟做妇人显身？是否此处的妇人“仁”就是与“阳”相对的“阴”，其主和平、慈悲、仁爱，即如标名孙中山诗的：“这世界少不了女人，如少了女人，这个世界将失去百分之五十的真、百分之七十的善、百分之百美”，如此，毕先生——这也有嫌“歧视”了，大可不必在意“妇人之仁”的原型意义，比“匹夫”们由荷尔蒙外溢化作人类荒诞的生存主题——战争来说，慈不掌兵的妇人她真是人类痛苦的抚慰，用南怀瑾的话：“观音菩萨在这个世界上常现女身，以慈母的德性与形象抚慰一切有情种种的苦痛，我们若能深切了解世上一般妇女作为一个女人的甘与苦，那么也便差不多能体会到这个世界种种不同的生活滋味了”），因为那对革命、对人民而言，庶几等于“犯罪”了。
１９５０年，陈先生对毛主席说佛学？！如果说世界是一个对称的物体，宗教，它当然有制衡的作用，“道是无情却有情”——佛说“一切有情众生”，乃一卷无上密语，无上慧学。这是南先生说的。而大道运行，其动力却是我从小看到大的故乡晋祠中李世民行书碑旁的几个大字“社稷一戎衣”，杜甫有诗么，“草昧英雄起，讴歌历数归。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尽管后来常常是“总是战争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再比如１９７４年毛泽东和出身于鄙校的李政道漫谈物理学上的“对称”，后李在机场收到毛给他的送别礼物——一册１９２２年版的《Ｔｈｅ Ｏｕｔｌｉｎｅ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李先生后来悟道：“对于由‘文革’引起的‘大混乱’而言，这次会面只带来一点点‘有序’。尽管如此，或许它以一种很有限的方式表示，在人所固有的在自然界寻求对称的渴望与他对社会的要求之间存在一种关联，二者同样是有意义的，而且也是均衡的”（《李政道文录》）。科学与社会，以及后者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对称，莫不如是吧。而大道运行，有序、无序，其间的熵值是否靠一种张力去结挽呢？群、己；出世、入世；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平等、发展；义务、权利；责任、自由；等等。于是我想到弘一大师坐化时留下的四个大字：“悲欣交集”，如何不“悲”，如何不“欣”。所以“欣”者，慧剑斩世间种种乱麻，于一切烦恼涣然冰释间安然向死，且欣然于地球上人类这种生物其能力的开发是精进无限哪，不是说人类社会是随阶梯式无限上升而趋于极乐么？而“悲”，除了恒长的悲从衷来的人间百态路常不平外，那种人类无所不能的能力到了后来竟是可以搞一个“核冬天”以及任意改造基因等等，“从日下迷信科技、屈从广告、崇拜商品、委身潮流以及对基因工程、程序化、数字化的那种五体投地乐不可支的态度来看，此种前景并非不可能”，什么“并非不可能”？给人服用“一种药物”以“改造人性”的“奴隶素”，它将把我们“变成最乖最乖的好奴隶”（唐逸《荣木谭》），青年马克思说过那就是“异化”，那却是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条件”的极乐的人类“联合体”大相径庭的呀。于是，文化、传统、宗教等等，是否应该“在场”呢？
再回到陈先生要讲佛学的那个语境。佛家是讲究戒杀的，那是释迦的底线，陈先生原来是“佛将”，一旦脱离戎马、“放下屠刀”，就不算“佞佛”了。和平是人类的向往，奥运会期间不是也要休战以示体育的精神向往么？我手头在研究张申府先生，这位和平主义者罗素的中国的私淑弟子是以一纸《呼吁和平》从而淡出中国的历史舞台的，他的弟弟张岱年先生后来慨然其兄“本着祈求和平的愿望”却不合时宜而“贻误半生”，“这是令人惋惜的”。张申府侪辈（也即民盟领袖们）于内战将已爆发时恳切向内战双方吁求“务希即行停止武装冲突，促进政治协商，以贯彻和平建国之大义，国人幸甚，同人幸甚”（致毛泽东函）、“今者国共两党正在进行中国历史上空前激烈之内战，一地之争，杀人盈野，一城之争，杀人盈城。烽火遍天地，膏血涂原野，虽历年内战，无此规模，更无此残酷”（致蒋介石函），怎样的“规模”和“残酷”？四年吧（１９４６年７月至１９５０年６月），消灭国民党８０７万部队（其中死伤１７１１１１０人），解放军损失１５２万（其中死伤１３１２７００人），在这个庞大数字面前，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感慨，比如“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毛泽东和书生气的张申府。于是，还是说书吧，一生嗜书如命的申府先生只好怀揣一本《麻衣相书》矣，“一个当年那么勇敢地斗争过的人，一旦落到靠读《麻衣相书》过日子的地步，其心情的寂寞是可以想象的”了（赵俪生语）。那么，陈先生说佛，是不是慨于另一个的场面：从理论上讲，由革命战争过渡到管理新的政府，需要把战斗的行动转移到用说服的手段而不是用暴力去实现革命的目标。然而，据官方公布：三年“镇反”等，杀７１万，关押１２９万，管制１２３万，合２００万以上（并非皆是“处决”），这会不会是陈先生动了“恻隐之心”（“妇人之仁”）而上书说佛呢？
我不懂佛学，对陈先生的佛学观不敢妄议，大率其于佛学新观点有：１、“佛说‘唯心’，目的在于破心；说‘唯识’，目的在于转识；这是佛法整个组织系统一贯的理论的最根本的立场”；２、“破执——我执法执，为对于人们思想意识上做工夫的总规律”；３、“佛法对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看法与辩证唯物论无异”；４、“大乘菩萨行为为佛法人生最彻底的伟大的表现，亦是它理论与实践一致的最高度的示范”；５、“佛法的修养一是皆以‘反省’‘常惭愧’为本，这真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的人生最惊策的规律”。其所以“新”，是融合佛学与辩证唯物论，他自称“平生最是服从真理的人，决不欲也不能把它来歪曲或附会作迎合潮流的不诚实的人”，这榜样有巨赞法师。当然融合之外也有抵牾，若佛法的“超时间”和“超阶级”，陈先生以为可以“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或论而不议”看视，现实生活则“必须把马列主义来武装我的头脑”。其实从近代以还佛学在中国的复兴来看，释家（陈师之欧阳渐、弘一、曼殊、太虚等）、居士（杨仁山、丁福保、蒋维乔、谢无量、周叔迦、黄忏华、丰子恺、王一亭、赵朴初等）不论，学者（胡适、冯友兰、熊十力、梁漱溟、汤用彤、陈垣、范寿康等）是用以进行理论思辨建构中西融合的思想体系的，他如鲁迅，也为母亲的生辰刊刻过《百喻经》，许广平以为这是“处处从滋养着想介绍给人”，然鲁迅之“决绝”或竟“虚无”也罢，也未始不来自佛法，政治家（如康、梁、谭、章、杨度等）则是用来吸取“心力”和“无畏”等佛家因素冲击名教，我注六经，建立“人间佛教”的，也不乏下野军阀和政客“佞佛”来“洗钱”式的“洗心”，陈先生出身戎伍（相仿有屈映光）而信佛，其别于“流俗”的和“纯粹”的佛教徒，是兼学人（哲学）和政治家的佛学家，这就是“一个”。陈先生于中国当代佛教史，有佛教会的成立、保护寺院和典籍（发起重修灵隐寺等）、开展佛教外交等，当然这是余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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