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林出版社的朋友新编了一本由美国已故文化评论家、《时代》周刊编辑威廉·亨利撰写的《为精英主义辩护》，说有点意思。我读后第一感觉是痛快淋漓，以往读外国作品常有的隔靴搔痒之感荡然无存。这本写于１９９４年的书不到二百页，行文流畅一气呵成，充分展现了亨利先生爱憎分明、不趋时俗，直陈时弊的坦诚与勇气，让我深深感受到了暌违已久的思辨的深刻，行文的犀利及由此带来的阅读上的酣畅淋漓。
《为精英主义辩护》是针对美国社会上广泛存在的政治上正确、多元文化论、少数族裔同化、平权措施和公立学校教育等极为敏感的热点问题而写作的，这些问题很多早已超过了理论之争，并对美国的各级政府的公共政策产生了深远而现实的影响。我们一向以为讲政治是中国的“国粹”，没想到美国也有众多“政治上正确”的戒律。例如，华盛顿因为是奴隶主出身，以他命名的小学被迫改名、故居不得修缮；童话《小红帽》因为没有展现妇女依靠自身的力量战胜邪恶而被改掉情节；纽约州规定必须告诉孩子美国宪法两大思想源泉之一是土著易洛魁人的组织形式；说到美国内战必须先说黑人部队……这使得美国中小学的历史教学战战兢兢，课本商们如履薄冰。再如配额制（即在升学、招聘、提升各方面制定两重标准，优先照顾黑人、妇女和少数族裔，是平权措施的现实操作）问题、移民政策（欧裔白人四十多年后将成为少数族裔）问题、多元文化论的盛行以及多种语言与英语并存等现象，均引起了许多美国人的忧思，他们担心长此以往会导致传统意义上的美国将会国将不国。为此《时代》周刊封面曾刊出了一幅棕黄两色的美国国旗，颇具代表意义。
顾名思义，本书作者亨利先生是以精英主义的立场来参与这场讨论的。精英主义在太平洋彼岸命运不济，几乎等于贬义词。《泰坦尼克号》的导演卡梅隆不加思索地骂对手为“精英分子”；美国几个州的教育局想找几个诺贝尔获奖者参编几本中小学物理书，却因担心这样做精英味太浓而最终作罢。那么究竟何为精英主义又为何沦落到如此田地？作者亨利没有直接下定义，译者胡利平倒是正本清源的明确指出，精英主义的核心其实就是一句大白话，即我们所熟知的：“向高标准看齐”。它源于欧洲文化，它的原则是首先承认并尊重高标准，承认并尊重那些靠自己才智和奋斗达到这一标准的社会成员。因为是佼佼者，精英分子在人数上注定是少数，然而他们对社会作出的贡献远远超过他们在人口中占的比例。这是一个无可否认的常识，然而就因为现代社会是后工业或准后工业社会，物质和技术的高度发达使大众成为生活的主角，站到了生活舞台的前排，现代社会的大众色彩便决定了它必然崇尚平等和民主。少数社会精英便成了孤独的群体，精英主义这个推动现代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便只好遭受冷遇。
其实，正如作者指出的那样，完全没有必要把精英主义和平等主义对立起来，民主不等于牺牲标准，平等不等于否定差异，如果一定要抹煞人在社会上的差异，做到悉数平等，那么它就不是一个有活力的社会。我们中国在这方面教训尤其惨痛，几千年来从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到历次农民起义高举“均贫富”的大旗，到平均主义“大锅饭”的乌托邦，循环式演进的历史屡次三番走进绝对平等的死胡同。也正因此，小平同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倡导才那么深入人心，成为一项基本国策。反过来也就是说，只要精英集团能够源源不断吸收来自社会各阶层的新鲜血液，不是作为一个狭隘封闭的特权集团，精英主义同民主平等的精神就没有必然的冲突。照亨利先生的话说，一个令人不快但显然的事实是，“一个社会是否生机勃勃不仅在于每个社会成员能否人尽其才，更取决于我们中间最有才华的人是否能人尽其才！”
美国历任总统近的如尼克松、卡特、老布什、克林顿，还有刚赢得胜利的小布什等，亨利认为无一不是靠自己的才智和奋斗脱颖而出的精英，区别只在于布什和肯尼迪出身于豪门家族一开始就利用了先天的优势；而尼克松和克林顿出身寒微更多凭借了在美国现实存在的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机制和环境。尽管他们唯恐与精英一词有染，在公众面前号称爱吃肉皮爱吹萨克斯以“一般人”样作秀，其实他们心里最清楚，他们可以代表普通人说话但他们决不是普通人，美国社会仍然是由精英统治！
亨利先生在书中大量列举了降低标准、趋时媚俗之风在美国社会各个角落造成的危害，尤其是在学校、新闻媒体、文化娱乐和政界。然而他也有趣地指出，体育界和科学界平等主义影响最少，这大概是因为在此领域来不得平等和含糊吧。美国公立中小学教育质量欠佳已是不争的事实，据美国教育部对２０个工业化国家９—１３岁的孩子测验结果表明，美国学生在数学和科学两项排名最后。对此一些有识之士开出的药方是：对大多数普通学生，重要的是帮助其完成角色的社会化，培养适应不可知未来的能力；对少数才华出众的学生则是“更加重视。不管人们喜欢与否，这批学生将决定二十一世纪我们是否仍是世界上头号大国”。
中美两国国情不同，教育上的反差更大，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教育的灵魂是教书育人，而不是让学生的命运屈从于成年人的政治抱负。否则，真正的牺牲品是学生自己的前途，是整个社会的效率。
对美国新闻媒体娱乐界随波逐流迎合大众胃口的行为，亨利先生作为圈内人给予了更加强烈的抨击。他把美国今天媒体上严肃新闻含量大为下降，而关于社会名流、犯罪、娱乐和丑闻的报道连篇累牍的根本原因，视为是新闻界“一头扎进了平等主义的泥淖”。一方面，由于大众传媒的普及和技术的进步，使广大的平民百姓可以为自己虚拟空间，让人们找到了一种自我陶醉的方式（最典型的是卡拉ＯＫ），这种自我陶醉自我欣赏又反过来助长了人们平等主义思想，以为人人都没有差别，或者可以做到没有差别。另一方面，新闻媒介根据平等主义对新闻的定义，即公众感兴趣的事，也就是街谈巷议的事，热衷于报道、制作头脑最简单的人也能听懂和赏析的事，所以“没有人关心五角大楼预算毫无必要地膨胀，而卡车爆炸、体育明星暗算对手却连篇累牍地见之报道。”
这股思潮反映在文艺上，便是否认技巧和本领，在时髦和优秀间划等号。人们无需学习或是思考什么是美，而只需寻找自我即可。人们看文艺作品不是为了获得教益而是为了玩赏自己的敏锐。亨利作为一名严肃的资产阶级批评人，毫不含糊地直指资本主义的贪婪本性：一、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文化商总是迎合最多观众直至把标准降到最低水平；二、当人们觉得出名或获得财富与个人天赋和埋头苦干无关时，人们当然就成了艺术上的懒汉。“人们欢迎娱乐明星，只因为他们带领我们玩，逗我们开心”。
虽然中美两国的意识形态不同，新闻媒介、文化娱乐的任务和职责也各有千秋，但都责无旁贷地承担有教育民众、提高民众素质的义务。如果我们的新闻和艺术不再具有激励人、鼓舞人、教育人、塑造人的作用，而只是一味的满足人们低层次消遣的愿望，很可能就会像亨利先生所担心的那样：社会失去赞美能力进而缺乏凝聚力，文化艺术节节倒退，甚至还会导致伪科学反理性的东西肆虐横行。一度在中国危害甚重的法轮功，就是此言一个极好的佐证。
需要说明的是，亨利先生作为民主党人从未否认平等和民主对美国社会做出的贡献。他说，民主既是受压迫民族奋斗的目标，又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最佳途径。在民主环境下，经济自由和知识的创造才会有最蓬勃的发展。正如克林顿在１９９０年作为民主党主席在大会上所宣称的那样：我们认为，美国允诺的是机会均等，而不是结果均等。亨利先生之所以要为精英主义辩护，是因为他认为平等主义和精英主义这两大源自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相互竞争的信条之间，失去了张力平衡，他所做的不过是恢复这种平衡。当然书中有些观点如对女性主义的观点失之偏颇，但他坚持独立思考的清醒与理智，对民族、国家未来的道义承担却是相当可贵的。书中还有一些闪光点如他严厉反对彩票的泛滥，认为这种政治家的筹款捷径传递的是“一切成功皆属偶然，人生就是一场游戏”之类投机心理，会使整个社会输掉！
最后让我们来领略亨利先生火辣的深刻洞察，哪怕只能是在自己家里为他拍案叫绝：“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如果把穷人的命运完全归咎于他们自己的话，显然是有缺陷的。同样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如果不敦促其成员尽其所能改善自己命运的话，也是有缺陷的。精英主义待人以严，平等主义待人以宽。在两者之间做取舍时，精英主义应当优先受到考虑。理由有二：第一，精英主义有助于社会资源流向最可能促进增长，推动变革，从而改善所有社会成员生活的地方；第二，精英主义促使每一个有能力改善自己的人不断进步，更多考虑如何提高自己，而不是老想着为什么有的人总是比自己过得好。”易卜生曾在《野鸭》中说过，人靠必要的谎言活着。归根到底，亨利先生通篇所言不过是冷静得不太近人情的大实话，他为精英主义辩护其实不过是为常识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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