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何希泉等人翻译的《个人档案（１９４ｌ一１９９４）——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前不久与中国读者见面了。这部长达６０余万字的回忆录，记述了作者从１９４１年至１９９４年充满传奇色彩的风雨人生路程。全书共计１０章，分别为《生命旅程的开端》；《在情报侦察机关的岁月里》；《出兵阿富汗内幕》；《改革：“设计师”与“施工者”》；《在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岗位上》；《濒于灭亡》；《艰苦卓绝的三天》；《在狱中》；《开庭》。在书后附有克留奇科夫的几篇重要文稿，如《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内部会议上的讲话》、《致俄罗斯联邦总统鲍·尼·叶利钦的公开信》、《在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开庭审判中的供词》等。作者在１９９７年１２月中文版序言中写道：“我把自己这本书称为《个人档案》是想表明，在我国所发生的一切也是我个人的事，倒不是因为我在国内身居党政要职，而是因为祖国所发生的各种事件都与我这个公民、与这些事件同时代的人有关。”１９９１年９月，克留奇科夫在“水兵寂静”监狱里开始撰写回忆录。回忆录中的绝大部分章节是凭记忆写成的。即便作者获得自由以后，也始终未获准使用国家安全委员会、苏共中央或政府的文件。因此，正如作者所说，“在叙述某些事件时，缺少准确的日期，引文也较少，可我向读者提供的事件的实情绝无丝毫失真”。这部回忆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史料翔实，笔调明快。对苏联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特别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九十年代初的“８．１９事件”以及随后的苏联解体，既有纪实性叙述，也有理论上的反思。书中提出的许多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值得理论工作者进行深层的探索和研究。
弗·亚·克留奇科夫１９２４年生于伏尔加格勒，毕业于全苏法律函授学院和苏联外交部高等外文学校，熟知德语和匈牙利语。１９５１—１９５４年在高等外交学校长达三年的正规学习，为克留奇科夫日后步入政坛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克留奇科夫在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了２４年之久，其中有１７年担任情报侦察机关的领导工作，前３年任第一总局的第一副局长，后１４年任第一总局局长。１９８８—１９９１年间任苏联克格勃主席。大将军衔。１９８９年１０月被选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从１９９０年起任苏联总统委员会成员、苏联安全会议成员。ｌ９９１年８月作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主要成员遭到逮捕。１９９４年２月根据国家杜马决议获大赦。
作者用大量笔墨叙述了联盟解体前后苏联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并直言不讳地阐述了个人的看法。１９９０年１２月，第四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就联盟问题在全国进行全民投票的决定。作者认为，提出联盟问题本身就具有挑拨性质。绝大多数公民对苏维埃国家是满意的，它的存在是一种合乎自然的状态。１９９１年３月１７日为此进行了全民投票。当时提出的问题是：“您认为有必要保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作为能完全保障各民族人民的权利和自由的平等主权共和国的新生联邦吗？”在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摩尔达维亚、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等一系列共和国，尽管官方当局不重视全民投票，但参加公决的人数还是超过全国人口的７６％，他们对问题给予了肯定的答复，结果超出了反对派乐观的预测。然而，这种宝贵的社会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１９９１年初，苏联社会的深层次矛盾日益激化，族际关系呈紧张状态。作者认为，在苏联政局不稳定的区域内，就人们的情绪而言，可以假设性地将他们划分为三类。第一类，竭力否定苏联、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约占５％一１０％。第二类，坚定拥护苏联、拥护社会主义选择的，约占ｌ５％一２０％。第三类，表现消极，等待观望，倾向不明朗的，有近７０％。但是，在关于苏联的问题上，态度消极的那部分居民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赞成保留苏联的。作者写道，“苏联这艘大船，在无舵无帆的情况下航行，故而受到各种力量的左右而摇摇晃晃，最重要的还是谁居于上层。党的、苏维埃的和经济的积极分子，其中不乏有经验的专家、行家、职业革命家、学者、政治家、社会学家、工农业和科技企业的领导，以及中央的领导，大家都处于茫然状态，被破坏力量的强大宣传机器和领导与管理国家的瘫痪机制的无所作为搅得糊里糊涂”。正是在这样特定的社会背景下，戈尔巴乔夫彻底走上了破坏联盟的道路，走上了摧毁苏联社会政治制度的道路，走上了让在当时条件下惟一能够发挥稳定作用的苏联共产党退出政治舞台的道路。
当时，苏联国家政权机关还没有失去对部分大众传播媒体的控制，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有利于开展保留联盟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在当时有相当数量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是赞成保留联盟的。１９９１年１２月签署的别洛韦日协议是联盟解体的催化剂。作者认为：“如果说戈尔巴乔夫与此没有直接的关系，至少他也为此积极促成了条件的成熟，因此他对联盟的毁灭是负有直接责任的。”作者在担任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后来又成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时，有机会经常同戈尔巴乔夫接触，但他对戈氏的印象很快就由大体尚好向坏的方面转变。一方面，戈尔巴乔夫口口声声说要忠于苏联共产党，并对身为党员感到无限荣耀；另一方面，他又用自身的行动给党带来一次又一次毁灭性的打击。戈尔巴乔夫的言行不一变得越来越明显，使许多人都感到困惑不解。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正是戈尔巴乔夫以他的政策使苏联失去了所有同盟者和朋友，把它的地位从超级大国降到二流国家的水平，失去了在世界上的地位、影响和分量，成了可怜的乞讨贷款的国家。”作者对联盟国家怀有深深的眷恋之情，在对联盟解体痛心疾首之余仍对未来充满信心。
作者在书中还以相当可观的篇幅叙述了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社会背景和经过。在作者看来，苏联的计划体制已经中止，一个又一个的中央部委相继结束了自己的活动。但是，却很少有人对苏联社会失控的情况表示不安。每逢开会，不管是大会还是小会，人们高谈阔论，大谈市场问题。似乎市场是避难的法宝。它可能拯救国家，摆脱一切苦难。作者认为，在１９９１年８月以前的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里，当改革处于最急剧的时期，苏联已经出现经济危机的征兆。遗憾的是，许多人不知道摆脱困境的出路何在。１９９１年８月４日，当苏联已经临近崩溃的边缘时，戈尔巴乔夫却到南方去休假。包括作者在内的许多苏联高层人士，或口头或书面不断向休假中的戈尔巴乔夫报告国内日益恶化的紧张局势，并对稳定国家形势采取必要的措施提出了许多重要建议。但是，戈尔巴乔夫只是说一些无足轻重的空话。对日益失控的国家局势，正如作者写道：“苏联总统或者无能为力，或者不想预先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来拯救国家”。在非常紧急的条件下，帕夫洛夫、巴克拉诺夫、舍宁、亚佐夫、博尔金、国防部副部长弗·阿·阿恰洛夫和瓦·伊·瓦连尼科夫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格鲁什科等人，于１９９１年８月１７日在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聚会，讨论形势，试图寻找使国家摆脱危机的出路。与会者选派代表于１９９１年８月１８日飞赴休假地面晤戈尔巴乔夫，要求他客观地评价形势，采取措施拯救国家，拒绝签署提交上来的联盟条约。作者认为：“从一开始，我们的行动就完全符合苏联宪法，是在苏联现行法律的范围内开展的，而那些企图破坏苏联的人，他们的行动倒是违法的。”作者经过理性的思考，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计划流产归纳为以下十条原因。第一，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具有上层特点。大体上说，这是在政权的上层，在最高权力集团中的风暴，本来从行动一开始还可以具有更广泛、更深刻的性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提出的行动纲领、它的告苏联人民书对人们说来是有吸引力的，是容易理解的，完全可以成为在当时一段时期人们的行动基础。第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未充分估计到群众对这个纲领和这次行动的潜在支持。第三，对所谓的民主运动的能力估计过高。当时，民主运动已开始失去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尽管在某些社会阶层保存了阵地，但已不再有原来的锐气。第四，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坚定性、彻底性和组织性。能够说明这一点的是：用在准备行动、理论说明和做解释工作的时间太少。第五，为了事业的胜利，必须同戈尔巴乔夫断绝关系。当时，他在群众中的影响和威信已经接近零。若是与戈尔巴乔夫隔绝，不仅不会缩小，反而会大大扩大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群众基础。第六，拖延召开最高苏维埃会议和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是一个致命的错误。第七，由于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战友的过错，苏联共产党到这时几乎失去了自己的战斗力。它已经失去了活动能力，无力阻止国家崩溃和解体。第八，没有充分利用大众传媒，虽然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有可能得到它们的许多支持。第九，加盟共和国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在对待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态度上，从加盟共和国方面看不出明显的反对立场，他们没有以适当的方式协调行动，潜力没有得到发挥。第十，调动军队，特别是战斗技术装备进入莫斯科是错误的决定。作者认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以及它的行动所含有的正面意义总还是多于负面影响。作为一名读者，在这里我只是想客观地介绍作者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评叙。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存在显然是极其短暂的，但它留给人的思索空间却是十分广阔的。
作者克留奇科夫被监禁长达三年半之久，其中绝大多数时间是在著名的“水兵寂静”监狱中度过的。这对原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来说，一之间成为“阶下囚”，其命运反差是十分强烈的。然而，即使是在十分恶劣的生存环境下，这位年近七旬的老人也没有停止过积极的思考，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与追求。作者在狱中坦言：“我从来就没有过过安宁的生活。我的整个一生都是在操劳、工作和为祖国的利益而斗争。我过去和现在都将是一位爱国者。我过去为此感到自豪，现在也是如此。而说到富裕，乃至奢华的生活，我没有过过。我不想说，我过去生活得不好，但确实没有积攒下任何财富。”
在这本书中，作者还对匈牙利事件、阿富汗战争等问题做了比较详尽的回忆，为人们研究这些问题提供新的素材和视角。总之，这本书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思想含量丰富，可读性强。我愿意向大家推荐这本书。
《个人档案（１９４１～１９９４）前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４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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