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罗代尔是法国年鉴历史学派的第二代台柱，他在《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中，对资本主义怎样和为什么在西欧萌芽、发展，商业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的关系，各地区之间的横向联系对资本主义的作用等重大问题都作了深入而细致地研究。全书近２００万字，洋洋洒洒三大卷，令人叹为观止。
对于布罗代尔，我是通过读黄仁宇先生的《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知道的，并因此而对他产生了兴趣。在黄仁宇先生的著作中，他反复强调了一个观点：那就是所谓数目字管理与现代国家之间重要关系。虽然我注意到了，但理解却是肤浅的。在此之前，我还读过黄仁宇先生曾在《读书》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数目字管理与现代国家的文章，当时不过只把它理解为统计数据的虚假性对国家的危害之类，其实对黄先生的深意并无了解。所谓数目字管理，是黄先生对现代经济运行管理的一种表述，他这一表述所依据的历史资料多出自布罗代尔的《十五世纪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讲，“数目字管理”的观点，与其说是黄仁宇先生的不如说是布罗代尔的，只不过这个观点在布罗代尔那里是不断地用历史事实表述着。把“数目字管理”与经济制度的现代性联系起来，并不意味着以往的经济制度中就没有数目字。在以往的经济制度中，数目字也与管理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我们并不把它们称作数目字管理，比如资本主义之前的那些经济制度。为什么把“数目字管理”与经济制度的现代性联系在一起？所谓“数目字管理”应如何理解？现代性应如何理解？我在读了布罗代尔的《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之后，对此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那就是围绕着经济系统的有效运转，建立在以货币为基础尺度，以信贷为基本工具的量化管理技术，这既是经济制度现代性的特征，也是“数目字管理”的具体内容。而正是这些量化操作工具与管理技术的有效性，使得那些掌握了这些工具和技术的人们在他们那个时代创造出了超过他们前辈所创造的财富总和。现代社会由此而起，资本主义由此而得名。我们也由此而明白了一个道理：所谓现代经济制度有抽象的和具体的两种，抽象的制度是由一些名词和概念构成，它没有具有现代性的量化操作工具和管理技术的支撑；而具体的现代经济制度也由名词和概念构成，但它始终有量化的操作工具与管理技术支撑着。因此，我们有必要来关注一下现代经济制度与量化管理技术的问题。
要了解经济制度，先得弄清什么是社会制度。按通常的解释，社会制度是一定社会的经济制度和政治、法律等制度的总和。其中，经济制度是基础，政治、法律等制度都是由经济制度所决定的。而布罗代尔是按照他所提供的历史事实来理解经济制度的，尤其是资本主义制度。
所谓历史事实，是指十三至十四世纪之间，在意大利半岛的那些威尼斯商人们所创造的经济生活。当时的景况是，每天上午，被称为威尼斯“肚子”的新里阿托和旧里阿托连体广场（ｔｈｅ ｄｏｕｂｌｅ Ｒｉａｌｔｏ Ｓｑｕａｒｅ）上，大批发商们在那里密谈生意，从商品的购进、售出，到海里的运费与保险；一张张合同，伴着一笔笔转帐。在这个嘈杂的市场和那些钱庄里运行着的正是后世称作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的最初原型。西方近代的商法和航海法虽然可以追溯到罗马法，然而，最终透过法国被北欧各国接受的大部分条文，则是十一至十三世纪在意大利经过实际运用之后的习惯法。比如汇票、提货单和信用证的流通与转让，像海损（Ａｖｅｒａｇｉｎｇ Ｌｏｓｓ）、船货抵押的借款（Ｐｏｔｔｏｍｒｙ）等等。这些与贸易有关的具体措施，当我们用法律把它们固化下来之后，就成为了我们称之为经济制度中的那些规则。唯有这样，商业才可能成为一种有结构的，能协定的活动；也只有在这种措施的保证下，商业才可能大规模的展开。因为在这种措施的保证下，大量的商业活动不再意味着货币要亲自登场，商业所依赖的就不是货币而是信用了。而信用在现代社会中产生了一种“架构上连贯的力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中之内在物资都能公平合理的交换。于是社会可以开始了在数目字上管理。韦伯所说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必须是一种“能供计算的法律系统”（Ｃａｌｃｕｌａｂｌｅ Ｌｅｇ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以上的一段，我是从黄仁宇先生《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中抄来的，但这段话后他还有一句话很有意思：“虽然这系统也可以通过立法的程序在纸面上产生，它到底要与社会体系相符合，不能完全闭门造车。”照我的理解，黄先生所指的社会体系应该是指与汇票、提货单这类工具与相关的操作层面的管理技术系统，而那些通过立法程序纸面上产生的闭门造车之物，则是那些没有管理技术与操作工具支持的抽象的制度。
我们可以把一种经济制度理解成为组织社会中经济活动的各种制度的总和，也可以把不同的经济制度理解为解决经济问题的方法。而那种在纸面上产生的制度，又算是什么样的经济制度呢？其实，黄先生的话意犹未尽，他想说的是，一种具体的经济制度或是实在的经济制度，是由一大堆可操作的工具和一大堆具体的管理技术支撑着的法律系统，而那些抽象的经济制度则是闭门造车，在纸面上产生的逻辑系统。这种系统是实在的吗？不是，是空洞的，或是空想的，其要害在于它没有那一大堆可操作的工具与管理技术的支撑。法律系统的正确与否，不在于它的推论与逻辑系统的严密，而在于它是否符合实在的经济运行体系。这就是说，即使有推论与逻辑系统的严密、概念的准确，只要它没有操作工具与管理技术的支持，或许它在理论上可以叫作科学的，但它一定不可能成为一种制度。任何一种经济制度，只要它失去了操作工具与管理技术的支持，都不过是子乌虚有的空想而已。尤其是对现代的经济制度，没有实在的量化工具和管理技术，即黄仁宇先生所谓的“数目字管理”，无论你给它贴上什么样的标签，它也只能是古代的和落后的。
布罗代尔是一个整体主义者，他反对那种把经济与社会其它方面割裂的研究方法，当然，他是不会相信那种由概念与逻辑虚构的经济制度。他在１９７０年应霍普金斯大学邀请，作了三次学术报告，讲稿以《对物质文明和资本主义的反思》为题译为英文。这三次学术报告，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他对《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这部巨著的提要。他在谈到资本主义制度时这样讲道：“资本主义是各种手法、程序、习惯、竞争性能的总和。”显而易见，这些手法、程序只能是操作和技术层面的东西。诚然，资本主义一定是一种意识形态，这和社会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一样。以往我们在这一层面和它纠缠得很厉害，而对它的操作与管理技术层面都知之甚少，以至于我们竟忘了自己在操作与管理技术层面有些什么。尤其在“数目字管理”这个重要的量化方式上，资本主义是构造在以货币为基本单位的基础上，而我们的量化管理却是构造在什么基准都没有的、想当然的打分上，比如工龄加５分之类。这是什么样的管理技术？贻笑大方。
为什么本文在谈论到经济制度时不太关心它的意识形态，即它的形而上层面，而是关注强调它的管理技术，即形而下层面。其原因在于，所谓现代性的全部构成中，有两个十分重要的对象无时无刻都离不开量化管理。这两个对象一曰城市，二曰货币。布罗代尔在《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中，有两个章节专论此事。他在霍普金斯大学讲演时对此论道：可以说，城市，还有货币造就了现代性。现代性，即人类生活中运动着的组合，又推动了货币的扩展，造就了城市日益增长的专制。城市与货币既是发动机，也是显示器；它们引发变化，它们也显示变化。它们又是变化的后果。
诚然，货币是一种古老的发明，而城市的存在也可上溯到千年以上。但在交换经济处于蒙昧时期，也就是说生产与消费对接，社会的多数仍处于自给自足的乡村经济的时代，城市与货币并没有造就现代性。然而，随着交换经济的进步，市场沟通了足够多的乡镇与城市，并由此而产生了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引导和支配着消费之时，人类经济活动的空间扩大了，城市就成了这一过程的强劲的增殖器。而货币则成为这一不断扩大的空间加速交换的重要工具。正是那些源源而至的美洲贵金属和这个驱动大量票据和信贷单据快速流通的汇兑和反汇（Ｃｈａｎｇｅ ＆ Ｒｅｃｈａｎｇｅ）的全新的经济运行系统，城市与货币才可能造就出“现代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现代性”的城市与货币是构造在这些全新的操作工具与管理技术上的。反过来讲，没有这些全新而有效的量化操作工具和管理技术，何来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何来“现代性”的城市与货币？
这里，我想到了俄罗斯那位彼得大帝，看到欧洲发了，于是去考察去学习，态度很好，方法不对，结果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除了造船、办厂，还要建城市。一声令下，在涅瓦河西岸建起了彼得堡。但这个城市并没有“现代性”的灵魂，也就是没有我在前面提到的那些以货币为基准、信贷为工具的量化管理技术。因此，俄罗斯就不可能改革旧的农业的生产方式，更不用说产生新型的工商业。而彼得堡这个模仿欧洲大都市的城市，就像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勉强点缀一下彼得大帝这个专制帝王的排场。而斯大林及其继承人，接受了彼得大帝的这份空有其表的遗产，他们都不懂得现代性与货币为基准的量化操作工具与管理技术之间的关系，卢布从来就没有成为过量化操作工具和管理技术的基础，也就是说，苏联的货币系统都从未具有过现代性，苏联的经济制度又怎么能够具有现代性呢？这也是苏联虽然以粗暴的方式建立了强大的工业基础，最终也免不了陷入落后的经济困境，并导致解体的一个重要因素。
布罗代尔所说的城市、货币造就了现代性，是指我们人类在这个时代中生存空间的扩大，所引发的一系列后果。生存空间的扩大甚至膨胀，直接可见的经济后果则是交易总额的加大。而交易总额的加大，则引发了货币“跳跃”的速度的加快。为什么？因为货币的发行与储备始终是一个受限制的对象，而对于生产或贸易来讲，则是尽可能扩张和膨胀的对象。这对于早期资本主义的企业主和商人来讲应该是这样的。于是，产生了下面的问题：如何用有限量级的货币储备应付更高量级的交易？答案是：让每块钱换手多次。这个问题在经济学上称作货币流通，是经济学家冥思苦想的一个对象。他们认为这既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又是财富升降捉摸不定的主宰，许多怪事可以用它来解释。
与金属货币一起流通的还有信用货币和代表货币。但在当时人们的经济生活中，货币储备的流通过程中用于结清交易额的不过半数而已，即使在经济活跃的十八世纪，货币生活仍有若干不足。这就是说，还有相当多的人们处于货币和市场网络的影响或是管辖外，比如农民和穷人，他们自古就没有货币。而布罗代尔认为城市、货币造就了现代性，这些没有货币的农民和穷人又如何被赋予现代性的呢？换句话说，他们是如何被纳入货币与市场网络的管理之中的呢？答曰：信贷。可以说多数的原始信贷就发生在那些没有或缺乏货币的人群中。
货币与信贷之间是有明确的界线的，原始的信贷是交换两种在时间上有先后的财务和劳务：我为你效劳，你以后偿还。领主预借麦种给农民，后者收获后偿还，这是一种信贷。酒馆老板不马上要求顾客付钱，而是用粉笔在墙上记下欠帐，或者是面包店老板交货后在木头符契上刻下记号，由顾客和自己各执一半，以便日后结帐，这也是一种信贷。只不过，这种信贷只是一种特定区域和人群中的简单工具，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货币时代的信贷。具有严格意义和货币特征的信贷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两千年，巴比伦的商人和银行家之间就在使用的票据和支票。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当人们用文书、票据、承诺等来代替货币时，信贷就产生了。这是非常古老的事情，非常古老的工具，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具有现代性。
而现代意义上的信贷手段，则是西方十三世纪重新捡回来的古老工具，当经济运行在货币不敷流通时，顺理成章地导致它很快以信贷工具为出路。比如汇票这一远距离的支付手段，随着十字军的推进穿过了整个地中海。在形形色色的信贷工具中，汇票不过是其中的一种，还有更多的，比如记名期票、信用证、钞票、支票、冲账、透支等等，那些在金属货币时代的信贷工具之种种，除了给商贸带来了方便，还给我们带来了说不尽的好处，因为它事实上“增加了货币总量”。威廉·配第在《货币经济》中讲到：如果我们货币太少，有何补救办法？答：我们应该设立银行作为生产信贷的机构，银行有增加现有货币的效能。这自然会使人们联想到“人为地生产货币或货币的代用品”。或者不妨叫做一种被操纵的或“可以操纵”的货币。“所有这些倡导银行的先驱者——最后一位是苏格兰人约翰·劳逐渐领悟这一发现在经济上带来可能性，根据这一发现，‘货币以及作为货币的资本是可以随心所欲地生产，或者创造的’。这真是惊天动地的发现（比炼金师们干得漂亮）同时又是多么强烈的诱惑！对我们来说又是多大的启示！”也是在这一点上，让我们弄明白了西方是如何让那些自古就没有货币的农民和穷人，走进了货币与市场的网络之中。当信贷这个古老的工具被近代西方捡起来，并完善和发展之后，就成为对货币太少的补救。它不只是改变了贫困，还改变了整个世界。因为它使整个西方纳入了有效的“数目字的管理”之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布罗代尔讲了：“如果可以说一切都是货币，反过来也能说一切都是信贷，都是许诺和按期付款。”这段话不能单纯地从经济的角度去理解，更应该从管理技术的角度去理解。因为经济制度是政治和法律等制度的决定者。原始的村落经济，实物＝货币，人缘＝信用。而现代的都市经济，在那巨大的空间和茫茫的人流之中，在那形形色色的商品的大海之中，交换与交往异常之复杂，离开了有效的“数目字管理”，即相对统一的货币对市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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