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纪之交的青年文坛上，摩罗、余杰等人的出现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为老派文人提供了一个借鉴，为年轻的目光提供了一个焦点，让生机寥寥的文坛呈现出一些活力和朝气。他们像一群以笔为马的骑手，正驰骋在星光寥寥的文字草原上。不管他们的思想实力、知识实力如何，至少他们传递出当代青年人仍在思想的信息。当然，在汉语学界有实力远远高出摩罗等人的思想者，但由于他们是在纯学术空间中活动，所以较难进入普通学子的视野。只有摩罗等人用带着光芒的语言，为汉语世界的青年学子“雕”出了一群鲜明的思想者的形象。从现实中看，即使我们不考虑这些形象背后的真实如何（可能高贵也可能低贱，可能深刻也可能肤浅），仅仅这些形象的出现就有益于当代中国社会。这是因为从物质到精神层面的深刻市场化使中国社会表现出了强烈的感性化症状，思想者形象的展现对这一症状的救治或缓解是必要的，对于青年学子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感染是有意义的。也正是因为市场化的背景凸显了他们的价值，所以可以对他们进行这一背景上（当然还有许多背景）的观察和思考。实际上，摩罗、余杰等人以自己的文字和公众形象书写了一篇相当典型的寓言，在当代中国青年思想领域，这颇值欣赏且需解读。
余杰曾说：“摩罗的文章是二十世纪末中国最惊心动魄的文字之一”（《耻辱者手记》余杰序）。如果仅就语言达到的水准来说我基本赞同这一断语。的确，翻开摩罗的文章，一股大气磅礴、畅快淋漓的文风扑面而来，使人自然而然地被吸引进他的语言之河。十分明显，摩罗的文字具有一种不多见的磁力，这种磁力不仅来自他文笔一泻千里的的畅流之势，也不仅来自起伏跌宕的迁变之态，更主要的来自文中饱含的血性和激情。而这种血性和激情还不仅仅是匹夫之勇、少年之气，其中尚积淀着某种思考和理念。正因此，摩罗的文章具有一种极强的感染力，不管读者同意不同意他的主旨和倾向，也不管接受不接受他的论断和观念，但都愿读下去，都愿沾染文中洋溢出的浩荡气息。在我看来，摩罗的文章之所以受到许多青年的喜爱，就是因为其中放射出一种吸引年轻目光的光芒。这种光芒主要发自他的语言。
透过摩罗流光溢彩的语言，我们读到他的思想。说实话，虽然他的思想中包含着一些正确的批判意向，但恰与他的语言形成鲜明对照，他思想的光彩远没有这样夺目。这不仅因为其中有许多平常浅显甚至让人觉得似曾相识的内容，更主要的在于其中有一些使人不能不辨的偏颇成分。从前一方面来说，这是因为摩罗的思想仍然深受八十年代启蒙思潮的影响。比如，《耻辱者手记》对奴性的鞭笞、对尊严的张扬、对良知的吁求就实在算不上什么深刻的道理，而只不过是在各式文章中时时见到的老生常谈（在现实中是否需要这一“常谈”是另一问题）；还有，从《耻辱者手记》对“文革”的反思中我们可以看到北岛“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看吧，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之类表述的影子；从它对知识分子的批判中我们可以看到王朔小说对知识分子冷嘲热讽的另一种继续。
从后一方面来说，摩罗的思想偏颇可能和他的情感、个性等主观因素有关。在我看来，这种偏颇主要表现在他的民族批判和知识分子批判两个问题上。在《耻辱者手记》的几篇重头文章（例如《巨人何以成为巨人》、《良知的弹性》、《耻辱是我们的精神资源》等）中，摩罗曾对比了中华民族和俄罗斯民族，他对于前者的贬抑和对后者的褒扬形成了明显的落差，而在这样的褒贬中充盈着他鲜明的爱憎。关于后者，他说：“任何一个伟大的人都是凭着他的族群并代表他的族群成为伟人的。所以，那些产生了巨人的民族必是像巨人一样可敬可仰的民族。”（该书６页）关于前者，他说：“中国的优秀人物却不曾得到赫尔岑式的条件和幸运，无论是谭嗣同、陈天华、秋瑾、徐锡麟，还是李九莲、遇罗克、王申酉、顾准，他们无不在缺乏精神滋养和力量源泉的绝境中无望地死去。中国要想诞生真正的精神巨人，遥矣远矣。”（该书９页）说实话，我怎么也想象不出俄罗斯民族可以产生精神巨人而中华民族就只会扼杀精神巨人，无论在事实层面还是在逻辑层面我都得不出这样的结论来。实际上，由于历史发展水平和步伐的大致相近使这两个民族的人才机制也大致相近，二者产生精神巨人的环境条件（尤其是其中的体制条件）应该没有质的差别。即使由于各自的民族传统和各自的历史偶然性而导致一些差异，也不应归诸民族本身的优劣。可我们在《耻辱者手记》中看到一些对于我们民族及其精神空间的严厉责难，恐怕这是相当多的人所不能接受的。二十世纪中国舞台确实上演过各种各样的惨剧，以知识分子为主角的尤其惨不忍睹。但这应该从历史深处寻找原因，而不应归罪于民族本身。而二十世纪俄罗斯舞台上的戏剧可能比中国还要残酷得多，同样也不应归罪于其民族本身。还有，《耻辱者手记》对于知识分子进行了带着憎恶的批判。摩罗说：“长期以来我对自己可能会成为一个文化人怀着莫名的恐惧……这种恐惧的主要根源就是我对于中国文人的极度憎恶。在我和朋友的交谈中，用来指代最丑恶下流的物事的概念便常常是‘中国文人’。这是因为中国文化中最丑恶的东西总是在文人身上得到集中表现……”（该书２０９页）我还是不知道他的事实根据和逻辑根据是什么。在我看来，虽然知识分子由于作为知识载体而与从事其它职业的人有些主客观差异，但这些差异不足以导致他们在道德上的堕落和灵魂上的丑恶。实际上，道德上的善恶优劣与职业直接相关的推论无论如何也是无法在逻辑上展开的，更为重要的是也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知识分子中当然也有道德败坏者，这并不稀奇，这跟工人、农民、政治家中有道德败坏者道理完全相同。但我们不应因此就把知识分子归为道德败坏的一类人，这应该是—个相当简单的事实和道理。因此，摩罗对于民族和知识分子的批判于情于理都是相当过分的，他的这种思想显然是较为偏颇的。
当然，如果透过这些偏颇的思想层面，我们还是可以看出摩罗批评指向中包含的某些正确之处，那就是对近现代中国专制暴政及其造成的国人的某些心灵畸变的批判。这里，摩罗的批判既指向残暴的制度，也指向其在思想层面的恶果（他将这一恶果主要归结在知识分子身上）。这种批判对于我们反思历史、认识现实是有某些意义的。但这种批判完全可以用准确的语言表达清楚，也已经有许多学者进行了类似的表达。可是摩罗却以偏颇的思想语言来进行这种批判。在他那里，对特定社会体制的批判被提升到民族批判的高度，对这一体制造成的某些心灵异化的批判被转化到知识分子整体人格批判的方向，这无疑是不恰当的，既离开历史事实，也不符合基本的思想逻辑，甚至也违背我们的常识经验和基准的生活信念。摩罗之所以采用这种偏颇的批判方式，我怀疑和他语言造成的惯性有某些联系。也就是说，为了维持语言的彻底性和强烈性便不得不追求思想的（过分的）“彻底性”和“强烈性”。
另外我注意到，摩罗对民族和知识分子的批判并不是总表现得这样偏颇，也有相对全面和公允的时候。比如他肯定中国过去曾存在过良知的弹性（该书１６页），肯定二十世纪仍有少数中国知识分子坚守社会批判的职责和对知识分子自身反思和批判的职责（该书６１页）。而这恰好说明他的民族批判和知识分子批判在理由上是不完全充分的。
正是由于上述对于《耻辱者手记》的思考和感觉，我才用“语言的光芒和思想的偏颇”来概括对这本书的把握。而这本书之所以表现出这样的特征，可以从精神产品已经深入地卷进当代市场化大潮的角度来解读。既作为市场化的产物和组成部分又作为它的反动和补充，即使是带思想性的作品也必须符合消费者的口味。目前青年学子需要的作品既要有精彩诱人的语言又要有痛快淋漓的见解（正确与否倒是第二位的），缺乏其中任何一者都不可能广泛受到欢迎。正是由于摩罗的文章符合了这两条（至于他主观的动机是否如此则是另一问题），所以才受到广泛的关注，才有解读的必要。当然，我的解读是否准确则是需要摩罗先生和诸位方家指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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