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肖洛霍夫秘密生平》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缘才到我手里的。我很赞赏奥西波夫先生这本书的观点。
为一位已经作古的作家作传，大抵是在该作家声誉日隆、价值飚升之时。奥西波夫却反其道而行之。肖洛霍夫在世的时候，研究他的作品和人物在苏联可谓一门显学，不但参与者人数众多，成果甚丰，而且在肖洛霍夫研究中得出的结论可以指导苏联的整个文艺学。Ｃ·扎伊尔在评论１９７５年出版的一个关于肖洛霍夫的论文集时指出：“论文的作者们将很多哲学美学问题同主人公——葛利高里·麦列霍夫的问题联系起来决非偶然。对这一形象的态度总是会成为文艺学的主流的标志。”１９８５年苏联发生政治地震，波及文坛，殃及肖洛霍夫。那些曾经以肖洛霍夫为饭碗的“肖学家”们迅疾改弦更张，为他唱赞歌的文章墨迹未干，就对这位顿河之子滥施拳脚，肆意辱骂。奥西波夫则撰文著书，还肖洛霍夫以清白和崇高。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他先后在《真理报》、《苏联文化报》和《文化报》等多家报刊发表言辞激烈的文章，为肖洛霍夫正名。１９９５年又出了这本旗帜鲜明、雄辩厚重的书，力图挽舆论狂澜于既倒。因此论战性就成了本书最鲜明的特色。
在本书中，奥西波夫同诋毁肖洛霍夫的“历史家”、“散文家”和“批评家”展开激烈争论。“肖学家”们见风使舵，落井下石令他慨叹人心不古，说出了一些情绪化的言辞。但整个论战中，他有理有据，在材料翔实的编年史式的叙述中，让他们的谣言和骂词不攻自破，正所谓事实胜于雄辩。比如，“历史家”假设：为了换得斯大林同意出版被卡住的《静静的顿河》的第六卷，肖洛霍夫心甘情愿地去写歌颂集体化运动的小说。奥西波夫在《昨天的小说——今天的小说》一章中，详细解说《被开垦的处女地》，揭示了小说的丰富曲笔，原来这部小说不但没有为斯大林歌功颂德，反而揭露了他的大规模集体化和消灭富农的政策造成的灾难。奥西波夫的这些解说对我国读者在五六十年代留下的阅读经验提出了挑战。那时我国的读者多半把《被开垦的处女地》当成一本正面反映集体化运动的小说，大概会认为“历史家”的假设不无道理。读了此书，我们会被奥西波夫说服，将我们对《被开垦的处女地》看法颠倒过来。对沸沸扬扬闹腾了几十年的肖洛霍夫从别人那里剽窃了《静静的顿河》的谣言，奥西波夫加以有力驳斥。他选择了最有代表性的伊·梅德维杰娃的《＜静静的顿河＞的马镫》和索尔仁尼琴为该书写的序，先征引他们的原话，然后一一反驳，证明自己的观点：肖洛霍夫是《静静的顿河》唯一的作者。最近俄罗斯的研究人员找到了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的手稿，证明奥西波夫的驳难是有道理的。
本书的传主是肖洛霍夫，斯大林恐怕要算第二号人物。本书的第一章就是《肖洛霍夫——斯大林：序幕》，奥西波夫用编年史的手法，将一个作家和一国之主几十年间的恩恩怨怨徐徐道来，让读者看到这个特殊国家中文学与政治的独特干系。有些“肖学家”认为肖洛霍夫是斯大林的宠儿，甚至指责他是“斯大林分子。”奥西波夫要洗雪加诸肖洛霍夫的骂名。他认为，在《静静的顿河》刚问世的时候，斯大林就定下了这部小说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的调子。他对作家一直心存芥蒂。在第四章中奥西波夫发明了“马嚼环政策”这样一个词来概括斯大林对付肖洛霍夫特殊法子：“现在普通的皮鞭已经不能奏效了。现在他用拉马嚼环绳子的法子来制服他。他下命令，时而勒紧，甚至勒出血；时而放松，任其向前奔；时而转向。”在最高当局的授意或暗示下，《真理报》始终冷落肖洛霍夫，在该出现他的文章或名字的时候，却付阙如。奥西波夫认为，直到他写本书的时候，这种状况并未改变（实际上，这只是一家报纸的情况，从四十年代开始，肖洛霍夫就成了报刊杂志关注的焦点。我看到，每到作家出生的五月，写肖洛霍夫本人或评他的作品的文章就会出现在各个媒体）。当他在读者中的声威日益高涨时，最高当局就限制其影响。从肖洛霍夫这一方面来看，他利用同领袖的特殊关系，奔走呼号，为民请命。１９３２—１９３３冬春之交闹大饥荒的时候，肖洛霍夫奋笔疾书，详细描述百姓挨饿、牲口倒毙的惨景，信直接邮到斯大林那里，逼得领袖只好向作家的家乡和相邻的区提供救济粮。１９３７年的大清洗中，肖洛霍夫家乡维申斯克区的区委书记和另外两名区干部被捕，当地契卡还罗织作家本人的罪名。作家给领袖写信，四处奔走，终于搭救了这三位干部。奥西波夫凭借史料，将这些事件写得极为详尽。这样看来，肖洛霍夫不但在作品中敢于讲真话，在现实生活中也是一位敢于仗义执言的铮铮铁汉。书中还讲述了肖洛霍夫多次拒绝“供奉翰林”的故事。应该指出，指出奥西波夫在政治上的倾向是个传统派，在这本书中他指出了斯大林的错误，却肯定了列宁的功绩，显然对社会主义是有感情的。
在论战中，奥西波夫力图塑造一个全新的肖洛霍夫的形象。透过书中大量的史实，我们可以看到，奥西波夫将他描写成为一个为真理、正义和终极的善而奋斗的，无私无畏惧的战士。这里或许也有某种论争的激情在支配着作者——他们把肖洛霍夫说成是魔鬼，那我就要把他塑造成天使。在我看来，肖洛霍夫的形象可能要复杂一些。肖洛霍夫是苏联历史中和文学史上的一个独特的现象，他采取了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擦边球”的生存策略和写作策略。这里仅谈谈他的写作策略。苏联文学有反映主流意识形态的中心文学（以遵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特征），也有试图突破意识形态藩篱的边缘文学（帕斯捷克纳克、普拉托诺夫和索尔仁尼琴等作家名列其中）。肖洛霍夫的作品中既有属于中心文学的因素，又不同于中心文学；既有与边缘文学交叉的东西，又不同于边缘文学，他处于中心与边缘之间的过渡地带。他的创作既包含了中心文学的正义性和合法性，又不乏边缘文学的批判性，这样既说了历史的真相，又摆脱了被扼杀的结局。肖洛霍夫这一成功的个案暴露了这样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苏联文学的正统的一流，即我们所说的中心文学自有其正义性、合理性，但对试图直面现实、揭示历史真相的作家又是一种禁锢。肖洛霍夫以“擦边球”的写作策略，突破禁锢，获得成功。他荣获性质迥异的列宁奖和诺贝尔奖，在具有不同的政治观念和审美趣味的读者中都得到广泛认同。这正是肖洛霍夫在苏联文学和苏联历史中的独特价值。
肖洛霍夫究竟是一位什么样的作家，他的创作面貌如何，恐怕还得读者自己读了本书和作家的文学作品后自己去判断。本书作者的某些观点与我们不尽相同，也须读者鉴别。
这是一本可读性很强的传记作品。对事件的非虚构叙述以细腻见长，有时几乎可以与小说媲美。文字流畅优美。书中详细讲述苏联文学桩桩公案，生动描摹北国文坛衮衮诸公，包括两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斯大林在高尔基家中与众作家见面，１９３７年消失的作家诗人，领袖亲自参与斯大林文学奖的评选，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得诺贝尔奖的内幕，波澜起伏，热点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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