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书评》２０００年１０月以罕见的篇幅刊登伊塞亚·伯林的长篇报告《斯大林治下的俄罗斯文艺》，这在西方读书界也应该算是一件大事情。
１９４５年秋，时在英国外交部任职的伯林造访苏联。１９２０年他离开这片土地时只有十一岁，一晃二十五年过去。１９４５年访问期间，他采访了艾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访谈录１９８０年刊于《纽约书评》１１月２０日号）。在苏的使命完成后，伯林写了份长篇备忘录，并为之起了个不起眼的题目：“１９４５年末苏维埃俄罗斯文艺笔记”。１９４６年３月２３日，他不声不响地附了封信，把这个报告转给当时美国驻苏大使阿维瑞尔·哈里曼。信是从英国驻美使馆发出的，里边写道：“随信附上一份写得又臭又长的关于俄罗斯文艺的报告，我奉我驻苏大使之命转呈阁下。没什么新鲜东西吸引人。此报告只有我驻美大使杰克·巴尔佛读过。我外交部恐怕没人愿意读它。之所以保密，是因为考虑提供消息的人的安全，让‘他们’知道一定有不良后果。”
伯林的轻描淡写显然误导读者。麦克尔·伊格纳谢夫在《伯林传》中说：“不起眼的题目遮掩了报告的分量：这简直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俄罗斯的文化史，是艾赫玛托娃那代人的编年史。”这份报告也许是第一份西方人对斯大林毁坏俄罗斯文化的记录。每一页都有帕斯捷尔纳克等人的受迫害的经历。
在西方人看来，苏联的文学艺术比较特别。俄罗斯民族从历史上看，过的就是与世隔绝的生活，从未成为西方传统的组成部分。俄罗斯历代文学都表现出这种特殊性，不断再现俄罗斯与西方的尴尬关系，又总表现出渴望成为欧洲生活主流的倾向。俄罗斯又讨厌所谓西方价值观，又不愿承认自己是斯拉夫民族，时刻流露矛盾的心情。这种爱恨情结贯穿每一个知名俄罗斯作家的作品，有时甚至上升为排外的情绪。普希金、果戈理、涅克拉索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赫尔岑、托尔斯泰、契诃夫、勃洛克无不如此。
伯林认为“十月革命”加深了这种情绪，俄罗斯的自觉意识发展到不容邻国的地步。这也是革命后的文艺从属于虚幻的社会观念的原因之一。１９３７年和１９３８年的“大清洗”彻底改变了俄罗斯文艺的面目。被流放的作家艺术家之多，让人想起战争的场景，就算废墟尚存，那也是残垣颓壁。女诗人茨维塔耶娃１９３９年从巴黎回国，官方不喜欢这样的人，１９４２年初自杀。年轻的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１９３７年遭到批判，从“形式主义”上升到“腐朽的资产阶级”，帽子一个接一个，两年里不许他登台，也不提他。最后他不得不改变自己的创作风格，以适合官方的要求。诗人叶赛宁和马雅可夫斯基相继自杀；高尔基的死更让知识界失去一位保护神，和与革命文艺相对自由时期的联系。到１９４５年，活下来的苏联文艺界要人三缄其口，生怕犯与党的路线不合的错误……
伯林的报告实在太长了，这里无法一一。好在国内翻译了不少相关书籍，不妨找来读读，比如漓江出版社出的《高尔基传——去掉伪饰的高尔基及作家死亡之谜》和东方出版社出版的瓦尔特·本雅明著《莫斯科日记》等。能读英文的不妨找去年１０月１９日《纽约书评》伯林报告英文全文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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