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常年在美国教书，养成了一个不算正规的双语习惯：用英语写学术论文，用汉语写杂文。时日一久，有时也会不经意的走错了位，杂文中不时隐藏或流露不少学术观点，而学术著作也开始有点“散文化”了。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著《上海摩登》，就是一个例子。我用英文写作的时候，为了反潮流，故意不用美国学院的典型章法?引经据典之外还要加上诘屈聱牙的理论文体），特别在前面四章，用的是带叙带论，有点类似“学术游记”或“文化指南”的英文散文，我很庆幸地得到毛尖女士的全力翻译，译笔可能比原文更生动。另外一本学术著作《铁屋里的呐喊》是早在八十年代即已在美出版，后经尹慧珉女士译成中文，先在当时的内部参考资料刊物《鲁迅研究》连载，后来中译本在香港三联书店出版，事隔多年以后，我早已遗忘。有一天忽然接到河北教育出版社的长途电话，说愿意在国内再版，我欣然同意，并依法签约，不料有另一家出版社未经我书面同意就出了书。我虽然不太在意，却觉得亏待了河北教育出版社，在此需要附带声明。
其他的几本著作，无论在内容或在文体上都不能算是严肃的学术著作，也许《现代性的追求》，勉可滥竽充数。此书收集的大部分是由英文转译成中文的文章，长短不一，也有从其他书中摘录出来的。只有两篇《“批评空间”的开创》和《漫谈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颓废”》是中文原作。这本书的编辑，从头到尾都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王德威教授亲自出马一手促成的，他甚至动员了他的研究生翻译。我除了感激这位同行兼好友之外，对于书中内容的参差不齐，至今还感到汗颜。现在的版本?北京三联书店?，删去了几篇分量不足的文章，反而在内容上略为完整。全书的第三辑“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之路”原是《剑桥中华民国史》的两章，由孙乃修先生译出，但在台湾麦田出版社的原版却因疏漏而没有注明译者姓名，在此除了补志以外，愿意再次公开向译者致歉。
我的三本杂文集《狐狸洞呓语》?辽宁教育出版社?、《世纪末的反思》?浙江人民出版社?、和《音乐的遐思》?文化艺术出版社?，全得力于陈子善先生的全力协助。陈先生不但嗜书成癖，而且对我的文章甚为偏爱，我每应香港报章杂志，特别是《信报》和《明报月刊》编者的邀约写点专栏性的杂文?这也是香港的惯例，但也受此惯例的限制，每篇不能超过一两千字?，积少成多，自己也没有时间收集整理，倒是陈先生不厌其烦地逢文必看，甚至连我早年写的现在早已忘却的文章，他也收集了进来。这三本书从编辑整理到校对出版，全由陈先生一手包办，我却坐享其成，真不知是哪一世修来的好运。陈先生的大名，实在应该列在每本书的封面。
据陈先生说，我的文章在中国大陆有读者，而且还不少，使我更觉惊奇。浪迹海外多年，我一直把自己视作华人文化圈的边缘人，用中文写作，有时只不过为了向自己证明我还存在，还能用母语写作；除此之外，我也想藉文体上的自由从美国学院的理性牢笼“自我解放”一下，透透气，像度假一样，稍事休息以后再回去应付日趋烦忙的学术工作。这种写作方式，似乎太随便了，但近年来我却发觉自己用中文写作的乐趣越来越浓，文章也越来越多，甚至还不自量力，竟然斗胆写了两部小说：《范柳原忏情录》?因是处女作，所以不得不从张爱玲的小说《倾城之恋》借来灵感?和即将出版的《东方猎手》?用通俗的间谍小说模式来探讨后现代文化和中国近代史的渊源和意义，也许尚有“娱乐价值”?，真有点走火入魔了。然而，如果我真的走上“魔道”也不后悔，因为中华文化毕竟是我心灵中的祖国。
２００１年１月２４日旧历新年于香港
（注：李欧梵先生的稿件经他人转来，本刊于２００１年１月２９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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