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五四》这本书是早就翻过，但却是一直到最近才认真读过的。
如果再收入舒芜１９５５年所提供的当时妇孺皆知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应该说，《回归五四》这本书将是一部具有特别意义的历史文献。从这本书中，读者将不难看出，舒芜是怎样从一个追随时代进步的知识青年，在胡风、路翎等师长朋友的引导下，成为积极参加四十年代启蒙运动的思想斗士；又是怎样在遭受挟政治威权的理论打击后，在五十年代决然否定过去的一切，抛师弃友，走向启蒙的反面，犯下巨大的罪过；又是怎样在巨大的历史灾难过后，将晚年的精力集中于五四运动的代表人物周氏兄弟，尤其是周作人的系统学术研究上，反复强调他们反封建的一面，从而试图通过对五四启蒙立场的回归，对那段不断制造知识分子悲剧、制造人的悲剧的历史作出间接而深入的否定。在这样一条非同寻常的“转变”路上，舒芜在五十年代的“转变”最发人深思，这一“转变”特别突出地表现在《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致路翎的公开信》这两篇文章中。那么，这究竟是怎样一种“转变”呢？这是一种外部批判向“自我批判”的“转变”，这种“转变”只能放在二十世纪中国政治语境中考察，它的根据是“历史决定论”——即历史真理的使命必然地落实而成革命党的党性，是否合乎党性原则成为判别一切人的思想与行为是先进、落后或反动的唯一尺度；“其中以因自由思想而偏离党性的知识分子最为批判与改造的对象。”?张志扬：《缺席的权利》第６１页，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自我批判”的根据和逻辑是这样的，辩证唯物主义确立了“客观规律”的本体论，历史唯物主义确立了以创造财富的劳动阶级为历史之主体的价值论，所以，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人物的思想无疑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所根据的客观规律的最正确的认识者和运用者。在这样的决定论面前，知识与知识分子的等级性与价值性，先行设定了。知识只有两种：阶级斗争知识和生产斗争知识，而阶级斗争知识主导作为基础的生产斗争知识。知识分子以知识自律的独立性与优越感，在道义上被取缔了。另一方面阶级斗争的司令部的最高司令才是人类智慧的最高代表，他的思想因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最高综合的真理体现，当然是决定一切的。相形之下，知识分子的知识统统不过是局部的片面的知识，岂有不心悦而诚服的道理。这就是为什么，那样多的高级知识分子，愈真心诚意地想弄清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所统一的天道规律，愈相形见绌，甚至自惭形秽地自我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性质，以至自我批判到人格低下的地步。……(张志扬：《缺席的权利》第６０、６１页)这就是当时的时代逻辑，当它内化为舒芜的行为依据后，这种“转变”就顺理成章地发生了，正如舒芜自己所表述的，“多年追求的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伟大胜利，一下子实现了。我清楚看见，这不是单纯军事上的胜利，……甚至也不是某种较笼统的理想、愿望、思潮的胜利，而是一整套明确的理论、学说、思想的胜利。什么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具体更亲切地说，就是毛泽东思想。这是解放初期一切有进步思想的人的共识……那时一提起‘毛泽东思想’，马上就会想到它是从中国人民的百年苦难中提炼出来的真理，刚刚还是被禁止被迫害的，有一种道德的正义的光辉，我也是这样认识。……解放前我自以为是马克思主义，权威方面却说我是反马克思主义，现在我要用毛泽东思想做标准，自己给自己裁定一。……”第(６３７、６３８页)也正是有这样的心理逻辑，舒芜才首先从学习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经典文本入手，抛出了《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一标志着彻底转变的“自我批判”书，开始与胡风及其朋友们划清界限，并以毛泽东思想的精义为尺度，理直气壮地裁定自己的《论主观》为错、胡风及其朋友们的思想与行为为错。在这篇文章中，舒芜对吕荧、自己和路翎等胡风同仁的否定与批判，首先是从他们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游离”的态度开始的，依此而定性，一处错，处处错，特别是在“结合”了实际生活和工作后，又以工农干部／知识分子、集体主义／个人(英雄)主义的二元对立的价值等级模式，对知识分子赖以安身立命的独特生活方式与工作方式——舒芜将之贬低并简化为：“严重地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为了搬弄一套好看的、神秘的把戏，来炫耀自己”、“高谈阔论”，“所谓‘个性解放’，……在实际工作中，无非就是自由散漫，对抗组织，脱离群众，自高自大，孤芳自赏，这些恶劣的作风”(第２７８—２８０页)——进行了猛烈的攻击；自然而然，这种批判所用的武器完全来自于毛泽东思想，来自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严厉要求：“必须在群众的火热斗争当中，进行艰苦的思想改造，真正站稳工人阶级立场，然后才能真正用文艺来为工农兵服务”。(第２７８页)
这种否定与批判在《致路翎的公开信》中，更是到了“上纲上线”、将胡风及其朋友们的文艺思想判处“死刑”的严重程度，“在进一步分析了他自己和路翎及其所属的小集团一些根本性质的错误思想”之后，得出了他们“否认工人阶级的领导”、“否定党的领导”、“企图按小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世界”、“发展着恶劣的宗派主义”、“直接对抗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政治性结论。就是在这里，舒芜彻底完成了从一个具有独立思想与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向加入集体政治合唱的转变。
在《回归五四》这本书中，若就思想理论价值而言，还是以《论主观》为最高，在某种程度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论主观》宏大的哲学构想、特别具有政治敏感性的“主观”哲学范畴的提出，才导致了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批判，成为四十年代左翼文学阵营的“一大公案”，也成为舒芜进入新中国后的一大思想“包袱”。
如果没有新中国建立后的文学一体化运动?参见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第一章，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可以说，舒芜的这篇《论主观》将会和胡风等人的文艺理论一起，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产生良好的影响，将会使当代文学呈现出非常丰富的面貌。在《论主观》中，舒芜从五四的启蒙立场出发，怀抱“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继续发展”?第５７７页?的雄伟抱负，大反机械——教条主义的“旧唯物论”，大倡“个性解放”，并对抽象的“人民”概念、“阶级意识”以及对“具体个人”与“阶级”的关系的形而上学的理解，作了非常深入的辨析与批驳，从而在哲学上对胡风的“精神奴役创伤论”、现实主义人学观，对路翎等“七月派”作家的创作实践，作出了有力的呼应。在日趋“纯粹化”、机械——教条主义的左翼文坛，可以说是醒世之言。有些话，就似乎是针对当代文学理论与创作弊病的先见之明，与胡风的观点如出一辙。(篇幅限制，例证从略。请参阅第５５页、第５７页、第６０页)
除了《论主观》之外，舒芜写于四十年代的文章还有《论因果》、《论中庸》等等，都是他要“把马克思主义尚未继承的前代哲学遗产继承下来，”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大志的体现，可惜，这种大志不仅生不逢时，而且更为可悲的是，怀有这种大志的人也因时代政治巨大的现实强制力和自身严重的人格缺陷，而走到了这种理想的反面。
不可否认，舒芜的文章极显学问和才华，但是，正如一些研究所指出的，恰恰是这种强烈的政治、文字表现欲害了他，而这一点在《回归五四·后序》以及《〈后序〉附记》、《又附记》中再次体现出来。
第一次读《回归五四·后序》，我的感觉是：“太轻描淡写了”。是的，与当年发生的大规模苦难相比，即使不是直接的“肇事者”，这篇文章也是显得失重的，更不必要求它还有什么创造的生命与深刻的启示了；这也再一次印证了胡风对于舒芜的判断：有“把对象局限于所痛切关心的一方面”的毛病，或者换句话说是“小处敏感，大处茫然”。
关于舒芜在《回归五四·后序》以及《〈后序〉附记》、《又附记》中所作的文章功夫，特别是对于胡风的“两面性”的巧妙的“事实真相”的叙述等等，上海青年学者张业松已经在《关于舒芜先生的是非》一文?载《书屋》，２０００年第１１期?中据实做了精当的剖析与有理有据的反驳；在这里我只需补充的是，舒芜在《又附记》中借长沙友人之口将别人劝阻他发表什么长信的动机暗示为要“保护胡风先生作为一个受难的思想斗士的形象”，并接下来故作客观地表示：“对他这一说，我不甚理解，我只说事实，本来无意损害任何人的形象。”?第７０ｌ页?似乎他真还能说出“胡风事件”后面还有什么更新鲜的真相似的，似乎这些事实真还有“损害任何人的形象”的可能似的；可惜，舒芜这回“过于聪明”了点，他忘了他在１９５５年的“胡风事件”中所提供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其中的所谓“事实”已经被调查证明为“不实”，正如张业松所揭示的那样：“知道实情而要面向绝大多数不知道实情的社会公众入人以罪，这就是构陷。”没想到舒芜今天还要故伎重演，以为仅靠他所谓的“事实”就让人信服他的清白，甚至怀疑胡风及其朋友们的人格，真正也太看轻了九十年代人的智商与历史感；其实，即使舒芜真的能够从自己时好时坏的记忆中挖掘出一点能够证明胡风或其朋友的不纯粹的一面的事实，他以为就真能损害得了他们的形象，就能反过来证明自己在“胡风事件”中的清白了吗？在这里我不禁又想起了鲁迅的话：“因此，我倒明白了胡风鲠直，易于招怨，是可接近的，而对于周起应之类，轻易诬人的青年，反而怀疑以至憎恶起来了。自然，周起应也许别有他的优点。……胡风也自有他的缺点，神经质，繁琐，以及在理论上的有些拘泥的倾向，文字的不肯大众化，但他明明是有为的青年……”。(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
时间已经到了二十世纪的终点，回头再看看鲁迅五十多年前的判断，再比照比照胡风从青年到晚年苦难而光荣的人生长旅，我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说，鲁迅没有看错胡风，胡风更没有辜负鲁迅的评价：这是纵使任何想靠一两件所谓的“新发现”、新理论而混淆视听者?用尽心机也无法抹杀的。对于胡风及其朋友们来说，他们对于真理的追求、他们的文艺思想与文艺实践，是融进了自己的血肉，经受过血与火的考验的，他们那种生命与真理同在的殉道者气质，是那些漂浮的苍白的文字，无论它多么漂亮，都不可能抹杀得掉的；这也正是他们与舒芜的根本性区别。
撇开利用“私人信件”这件与个人人格有关的事情不谈，如果说，五十年代的舒芜和许多大小知识分子一样主动地走上转向之路，还有可以原谅的历史背景因素的话?就算如他自己所描述的那样——由政治信仰的真诚幼稚犯下了巨大的罪过?，那么，时过境迁，在经历过由他引发的巨大悲剧之后，在人们已经具备反思历史的从容与客观的现在，舒芜还是想将责任推给“历史”，甚至推给胡风及其朋友们，力求从丑恶的过去中得一个清清白白之身，就显得令人绝望。
在胡风的朋友中，舒芜并不是最年轻的一个，所以以“一个三十来岁的青年”（聂绀弩：《聂绀弩诗全编》，第４１８—４１９页，学林出版社，１９９２年）为理由开脱舒芜在“胡风事件”中的罪责，同样不是历史的客观的态度。因为还有一个更年轻的张中晓在。同样的道理，以历史的“必然性”、时代的局限性为理由来评价舒芜在五十年代的转向同样不能给后人提供更多的启示与警策。因为还有胡风及其朋友们在，有真正的五四精神在。因为舒芜在五十年代也并没有一定要“那样”的转向的致命威胁，他至少还有“缺席的权利”，如果他真的获得过五四精神中“人的意识”的话。从这一点看，舒芜即使在四十年代年轻的时候，也并未获得五四精神的真传，至少，他并未将对于真理的追求与认识融入自己的血肉，至少，在他那里，个体的生存以及与此相关的事业的生存是远远高于人格的尊严与精神的独立的；至于写《回归五四·后序》以及《〈后序〉附记》、《又附记》的晚年，也仍未回归五四个人承担的起点上来，像鲁迅那样在解剖别人的同时，时时解剖自己，勇敢地解剖真实的个人内心的历史，承担起“黑暗的闸门”。
《回归五四》，舒芜著，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８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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