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说，文人是一棵树，越往上长，眼界越宽，看得越远。想来也是这个道理，书读多了，经历多了，就想表达。
有人把做学问的人分为两类，一类是学人，像尼采和叔本华那样，他们把学术当成生活，把生活中和学术上的痛苦融为一体，尽管他们的著作夺人魂魄，移人性情，但这种对学术全身心地拥抱却让他们终日挣扎在痛苦之中，以至于不能自拔。另一类是学者，像康德那样，他把生活当成学术对象，以理智、冷静的态度去观察、分析和研究它，把对生活的感受都融进学术思考中，成为其哲学的内核，因而他的著作令人头脑清晰、生活净化。在我看来，这两类人分别属于重情的人和重理的人。只可惜，由于学识的浅薄，我无法成为他们中的任何一类人，但我也能每每地遇到一个矛盾，那就是即便自己天天在“做学问”，写论文，也总觉得没有把心里的话说全、说清楚。事实上，以通常的做学问来表达自己对生命的体验和感受是很难的，因为学术研究本身更偏重于“理”的一面，尤其是在谈哲学时。
长期以来，我一直在寻找一种适当的话语方式表达被学问遗漏掉的那部分自我。直到我过上秋雨孤灯、夜寒花碎的留学生活时，才于寂寞中，于乡愁中开掘出心泉，找到一种类似于随笔或散文的表达方式，并且一直写下去。我感到人的内心是一个无比丰富的世界，但若不善于挖掘，那也只能是一潭死水。许多终日在名利的泡沫中打滚的人忽略的恰恰是生活和生命的本质：感觉、爱、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只有这些才最能让生命感到充实和安慰。世间的事林林总总，但终究躲不过一个“情”字，因此，我的文章多谈论人情和男女，我想解释人们之间发生的事情，并由此演绎出人世间的各种情感。在冥冥中，我仿佛在追求一种充满温馨，情意相投的意境。那些曾经相爱过的人们，不管最终是聚还是散，无论彼此仍怀着眷恋还是哀怨、仇恨，都应能在生命之河变缓时，平静地坐在一家小咖啡馆里，一边喝着苦香的咖啡，一边轻轻地道一声：“你好吗？”“日子过得怎样？”因为我们不相信来世，今世缘就更显得不易。当岁月的风尘卷走那些飘零着的感觉时，驻足的应是那份刻骨铭心的、无私的和清纯的爱，虽然这爱或许只是漫漫人生中的瞬间。
我以为，无论是在人情还是爱情中，最可贵的东西是真诚。在生活中，每个人都有机会变得虚伪，而且好处唾手可得。多年来，我之所以没有变，全都缘于骨子里的那份傲气和倔强。性格即命运。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在生活中多了许多无奈，也难免由于愤怒而激昂，由于内心无所寄托而惆怅，但我并不后悔。人应当有一份自知，自知是一种自觉的经验，而所有这些经验都意味着精神状态的改变。生活的阅历使我的心态越发地平和、淡泊，我想尽己所能地做对他人和社会有益的事情，而不论别人如何评价。生活每天都在变化，惟有以真诚换来的那份踏实才是永恒的。
“万里孤云，清游见远，故人何处？寒窗梦里，犹记经行旧时路。”宋代词人张炎在一首《月下笛》中写下这样词句。这本集子之所以被唤作“月笛”一来是因为我喜欢宋词的简约、委婉和苍凉；二来是因为我希望自己能为月下的男女带来柔美的感受，哪怕是我的语言不时地夹杂着哲学的生硬或尖刻，但后者绝非是我的目的；还有一个原因是，这本集子中的许多文章都曾以“山月”的笔名见诸不同的报刊，篇幅不长，似一首首牧童的笛曲。
总觉得人活的是心态，不受约束的是生命，受约束的是心情。写作是一种帮助自己和他人调整心态的方式，我以这种方式与世界交流，以这种方式进行心理呼吸。倘使读者能与我一起放飞心情，我便陶醉……
是为序。
(《月笛》，肖巍著，北方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版，1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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