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李先生一生毁誉交加的是他２５岁时写作并出版的《鲁迅批判》。
“批判”鲁迅？从“大批判”岁月中走过来的人大概都明白这“批判”的含义，所以“工宣队”进了师大就指着李先生的鼻子骂将道：“鲁迅是可以批判的么？就冲着‘批判’，你就罪该万死”?于天池《论批评家李长之对鲁迅的研究》?。那么，原先“批判”是什么含义呢？陈独秀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时有一篇《社会主义批判》，怎么，“反动透顶”？原来却是“批判”无政府主义。“批判”，是李先生对他拜领的德国古典哲学奠基人康德的三部批判哲学体系《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服膺进而效法的“话语”，真实用意就是分析、评介，也就是说是中性的名词。在尚有思想空间和话语平台时，刊物有《文化批判》?创造社?，书籍有《近代哲学批判》?沈志远?以及煌煌一册的《十批判书》?郭沫若?，后来还有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乃康德学述?等，文章则有《我们的自己批判》?田汉?等，这“批判”是对思潮的梳理和分析以及自我认识，还不是剑拔弩张置论敌于死地的“批判”?若任卓宣的《胡适批判》、戚本禹等的《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等?，李先生“批判”鲁迅被人“误读”，甚至四佞被擒、法统重光时有出版社拟以《鲁迅分析》重新出版是书，李先生伤透了心，说：“我为《批判》遭了一辈子罪，不改，不出，也罢”。李先生终未得见其《批判》的重见天日。
换句话说：鲁迅可不可以“批判”？其实没有人可以不接受“批判”的。李先生的《批判》于鲁迅研究的园地开创处颇多，除了是中国第一本系统完整的鲁迅研究著作外，依我看也是较早又不失真的走近、逼近鲁迅本真的。这多少得自李先生超凡的观察、思辨、欣赏、领悟的能力，如他说“进化论的，生物学的，人得要生存的人生观，在奚落和讽嘲的刺戟下的感情，加上坚持的简直有些执拗的反抗性，这是鲁迅之所以为鲁迅的地方”、“他的中心思想是生物学的人生观”?日本竹内好的《鲁迅》称长之先生把鲁迅的基点放在这一朴素信条上的意见是“卓越见解”?，从鲁迅的“抒情”特点，即“那种冷冷的，漠不关心的，从容的笔，却是传达了他那最热烈，最愤慨，最激昂而同情心到了极点的感情”的外冷内热风格，逼入到他人道主义的精神核心层面，由是鲁迅有他的爱，有他的憎，“别人尽管以为他的东西泼辣、刻毒，但我以为这正是浓重的人道主义的别一面目，和热泪的一涌而出，只不过隔一层纸”；鲁迅的情感特征呢，是“这种不爱‘群’，而爱孤独，不喜事，而喜驰骋于思索情绪的生活”的“内倾”的，这样写长篇小说就不是他的强项，“写小说得客观些，得各样的社会打进去，又非取一个冷然的观照的态度不行。长于写小说的人，往往是社会上十分活动，十分适应，十分圆通的人，虽然他内心里须仍有一种倔强的哀感在。鲁迅不然，用我们用过的说法，他对于人生是太迫切太贴近了，他没有那么从容，他一不耐，就愤然而去了，或者躲起来，这都不便利于一个人写小说”，于是擅写《孔乙己》和《祝福》的鲁迅大概就写不了茅盾写的《子夜》。同样，“内倾”如鲁迅，“只有农村的描写成功，而写到都市就失败”，那是因为农村“是他早年的印象了，他心情上还没至于这么厌憎环境，所以他可以有所体验而渲染到纸上。此后他的性格却慢慢定形了，所以虽生长在都市，却没有体会到都市，因而他没有写都市人生活的满意的作品，一旦他的农村的体验写完了，他就已经没有什么可写”，……这种言之有理有味、读来实获我心之处书中尚多。王富仁先生是把李先生归入到鲁迅研究界的“人生—艺术派”的?《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这个学派是着重从“普遍的人生意义和文学价值”去“批判”鲁迅的，所以它与左翼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右翼?？?的英美派自由主义学派不同，左翼凸显鲁迅转变的意义和他思想家的地位，右翼则在相互的“骂”中建构了对鲁迅的认识体系。不知道可不可以这么说：所谓“人生—艺术派”是恰到好处兼得其所长而又兼失其所短：以“距离”的存在，它可以弥补作为鲁迅“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瞿秋白、晚年亲近弟子的冯雪峰对鲁迅内心世界的陌生和阻隔。“庐山”之外兼之“人生—艺术派”的会通，李先生也才会窥见出鲁迅的“病态”?但“人格上是全然无缺的”?：“他的锐感，他的深文周纳，他的寂寞的悲哀，他的忧郁和把事情看得过于坏以及他的脆弱、多疑”，以及“偏颇”、“不驯”，这“病态”，是“内倾”的个人主义至而为“小资产阶级的根性”的，李先生以为鲁迅即是“一个诚实无伪的小资产阶级的智识分子”。这样的人，当时冯雪峰将之划分为两种类型：“毅然投入新的”、“既承受新的又反顾旧的，同时又在怀疑自己”?《革命与知识分子》?，作为“中间物”的鲁迅应该是后者了，“他们多是极真实的，敏感的人，批评的工夫多于主张的，所以在这时候，他们是消极的，充满颓废的气氛”，“但革命是不会受其障害的，革命与其无益地击死他们，实不如让他们尽量地在艺术上表现他们内心生活的冲突的痛苦，在历史上留一个过渡时的两种思想的交接的艺术的痕迹”。李先生首肯这些话，他虽不晓此等侪辈可能的命运，但却“不认为鲁迅那种小资产阶级性没有价值，倒是正因为他那样才作了这一时代里的战士，完成了这一时代里的使命”。承不承认“鲁迅在灵魂的深处，尽管粗疏、枯燥、荒凉、黑暗、脆弱、多疑、善怒，然而这一切无碍于他是一个永久的诗人和一个时代的战士”？鲁迅是谁？真实的鲁迅如何？左翼们当然是无从体验到作为人生的洞察者和哲人、诗人的内心孤独和寂寞的。同时，“人生—艺术派”又与右翼们拉开“距离”。长之先生对鲁迅的“批判”是理性也是情感的，郜元宝先生曾视其为王国维后以独立自由的学术人格为生命的批评家，“他是最少宗派意识茕茕无俦独来独往的一个学者兼批评家，是最能摆脱中国文人喜欢拉帮结伙不善独立承担之坏习气的一个勇者”，若对鲁迅的观照，他看出其伟大之处：“国民性的监督人，青年人的益友，新文化运动的保护者”等等，而最见分量是首肯鲁迅之为“战士”：“从前他的战斗为个人，现在是为受压迫的大部分人了”；“他从前只是为青年辨，现在他为大多数劳苦大众辨了”。进化论“轰毁”后的鲁迅是一面镜子，对照“许多怕落伍又怕遭殃，就作出一种依违两可的妾妇状了”的文人，“即此一端，也可见鲁迅的人格”。大凡持独立自由精神的学人，都会称道鲁迅的精神，殊不必划分畛域以示亲疏。
然而，李先生毕竟是“批判”了鲁迅呵。人们后来认识鲁迅，耳熟能详的是毛泽东为之“加冕”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新民主主义论》?，此是定谳。李先生以为“其实他不够一个思想家，因为他没有一个思想家所应有的清晰以及理论上建设的能力”。且不说李先生与毛泽东两个人的判断孰前孰后，在“大批判”语境中，由是：“贬低”鲁迅，反“毛”，乃“老反革命”。就是相应的逻辑，这可比“批判”更严重了。那么，鲁迅能否称为思想家呢？李先生的《批判》当然也是可以被“批判”的，２５岁的青年，局限、不足在在皆是，而且鲁迅，似也没有系统理论思维的巨构性著作呀，你看现在出版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若陈寅恪大师是上、下两卷，王国维、胡适等各一卷，鲁迅呢？与陈寅恪的长兄陈师曾一起还罢了?教育部同人好友?，竟又与论敌的吴宓以及吴梅合一卷，长之先生说他不是思想家，还“因为他是没有深邃的哲学脑筋，他所盘桓于心目中的并没有幽远的问题”，形而上、终极、彼岸等，他“似乎没有那样的趣味”。或者“能力”？“系统的论文是为他所难能的，方便的是杂感”？且不说李先生是以他在清华杨丙辰先生那里所接触的德国“思想家”如康德、黑格尔、歌德、席勒等来回视、要求于鲁迅的，则中土与西土的“语境”可堪相论？彼此所“关怀”也可能相仿？这就是李先生的目光局限了。?关于杨丙辰先生我想插一句：这位曾“在中国现在，对于英国古典文学有深究的人怕还不难举出十个人，而要说举出对德国古典文学有深究者，怕只有杨丙辰一个”的清华教授？现在有谁能想起他？长之先生的《批评文集》中有一篇《杨丙辰先生论》，作为嫡传，我看也是李先生照人照己之作。李先生后来被“遗忘”，杨先生呢？与张申府差几相仿，早以“站队”失误“下岗”矣。这位“朴厚、迂阔、不通人情世故”也就是不解政治“风月”的“过气”人物，今天大概是只有张中行先生的《负暄琐话》中还记有他的一个影子了?王富仁先生对此有一个非常到位和非常深刻的分析，撮其大要即是说李先生是囿于其感性的欣赏的研究方式，这有“得”，若长于艺术审美的把握、对鲁迅感受的真切和由而带出的同情和理解等，则“失”，即是缺乏“历史、文化的整体性考察”、像挖掘不尽的鲁迅思想宝藏，其内在价值“常常只在历史的框架和逻辑思维的各不相同的环节中才能呈现出来”，“不在中国传统思想向现代思想转化的历程中把握鲁迅思想，鲁迅思想就仅仅是一些零星的、散碎的观点和看法，它很难给人形成一种整体感和深刻感”，也就像现在有人说李先生的校友钱钟书，他的东西是“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断”，我们有些人很是看重“体系性建构”，于是大有苍凉回眸一地鸡毛之感的；再就是王富仁先生提出一个问题：“如何理解‘思想家’这个概念”？“在中国古代，我们有‘圣人’但没有‘思想家’。我们关于思想家的概念是以西方思想家的表现形式掺入圣人观念形成的”，即“西方近代思想家是以创立一种以理性语言表述出来、具有内部的逻辑统一性的思想理论学说为标志的，而‘圣人’则具有‘为民立极’的高不可攀的特征，是全体民众的‘导师’和‘楷模’”。西方理论思辨的思想家?王先生有大段的其发生史的论述，兹不赘述?，其于对中世纪神学的证伪和自恰的科学的发展进程中“用概念做砖，逻辑做泥”得以建构起思想大厦，而中土所要面对的思想环境与彼迥然有异?若“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理论上的斗争从来不会由理论斗争自身来解决，而必须依靠实际力量的对比和斗争”，“既不像中世纪宗教神学一样有一个上帝的统一基点，又不像西方近代思想学说一样具有普遍可接受的公理性的基础概念和逻辑结构，这就使它们丧失了理论的完满性和自足性”和“对现实的超越性”?，相较那些“理论联系实惠”的“思想家”，或者“假如不把思想家仅仅按照西方的模式理解为一种完整的理论学说的营造者，而理解为实际推动了一个民族并由这个民族及于全人类的思想精神发展，丰富了人们对自我和对宇宙人生的认识的人，那么，鲁迅的思想家的地位就是不可忽视的”。“神交”，我想是包括着对话，从李书的文章中，我知道李先生一生都是崇敬并热爱着鲁迅，当然可能也“悔其少作”，那么，鲁迅是不是思想家，我想地下的李先生（尤其假设他若活着的话）一定会同意王富仁先生如今的评判：鲁迅，是在“为中华民族的思想发展做的是最基础也最具重要性的工作”，即“这是一种精神归位的工作，一种克服普遍的人的异化现象的工作；任何真诚的、有价值的思想理论学说都必须有赖于这种需要而创立，也必须有赖于这种需要而接受”。为了说明，我索性“文抄公”到家，再抄一段王先生的妙语给冥冥中的李先生倾听：作为思想家的鲁迅，“在中国现代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像他那样广泛而又深刻地解读了活跃在中国社会上的各种各样的思想文化现象，揭示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各种人物的严重的文化错位现象，他的思想的优越性恰恰在于不容许任何人粘着在任何一个理论教条上而放弃自己对自己、
对自己所处的人生环境的生命体验，不容许任何人利用已成的结论代替自己的独立思考和独立追求，但同时他的思想又向全人类的各种文化成果开放着，不以笼统的否定使之失去被中华民族理解和运用的可能性”。
好了，“只要认识到中国人的关于思想家的观念至今还主要是西方理论学说的形式与中国古代‘圣人’观念的复合体，我们就会感到，李长之当时否认鲁迅是一个思想家并不是一种多么不可原谅的错误，更何况他所重视的是鲁迅的深刻的人生体验和鲁迅作品的艺术价值呢”。即使这样我还想说：长之先生关于鲁迅的“批判”?以篇幅所限，就免议他对鲁迅以及其作品具体的“批判”，如其之“失败之作”、其心理的“变态”和“虚无主义”等了?和他偃蹇反俗的文化性格何以可能？想来是接脉于他母校由王国维、陈寅恪等揭帜而标高绝响的如今又是几乎被人说烂了的自由主义“学统”和“学魂”吧。传统于清华，梅校长又揭橥宋儒“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为“学术自由”，兴许“不合时宜”却正是“新文化之因素”、“进步之机缘”、“新民之大业”赖之奠基。窥其背景，大概可以说是北大之“花”而清华之“果”，即以１９１７年蔡校长到任为标志，进而“五四”，先前士大夫的“帮忙”和“帮闲”转而为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自由新范式，有了学术本位之魂、思想独立之本，则“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戟天画地，不独长之先生新发于硎《批判》，那几位可畏的后生——闻一多、钱钟书、张荫麟、浦江清等哪个没有“批判”？正是“批判并痛快着”。后来“批判”就不是彼辈词典中的话语了，本源于科学、民主的中国式的新的精神方式还是方法?治学运思等都被“武器的批判”兼“批判的武器”所批判。
然而，事情总是在变化的。到今天，至少我们可以对李长之先生的《鲁迅批判》作出自己的批判了。
世纪回响，长之先生合应重新浮出水面，其欣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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