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在文明社会中是一种极为重要的统治手段。大众对于语言常常是“习焉不察”。人们每时每刻都在使用语言，似乎没有谁强烈感受到语言的压迫，这就是文明社会控制人的效果：让人沉醉其中，舒舒服服心安理得地接受控制。从另一角度看，把语言作为斗争之场，是人们争取解放斗争不断深入的结果，是人们追求自由境界不断升华的产物。在今日文明社会，把语言作为斗争之场可以说是一种必然，这就是胡克斯的《语言，斗争之场》一文(载《语言与翻译的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给人们的重要启示。
在一个社会中，语言总是社会主流的语言。就以今日美国社会为例，标准英语就是占社会主导地位的白人语言，白人就是通过标准英语维持自己的优越感，并向社会灌输自己的价值观。在胡克斯开设的“黑人女作家”课堂上，她向来自不同族群的学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在教室中不讲其它语言而只讲标准英语？学生们面面相觑，一时无言以对。虽然标准英语对于这些学生可能是第二、第三语言，但他们就是没有想到可以用另一种语言、另一种方式来说话。胡克斯向学术刊物投稿，稿件中使用了一些黑人方言，结果稿子被退了回来，编辑在退稿中把黑人方言全部翻译成了标准英语。在美国这样一个号称民主发达的社会中，尽管生活着不同族群的人们，但人们都说着一种语言——标准英语，其它语言，如美洲土著居民的语言、伽勒语、意第绪语，还有许多土语，要么被边缘化、摆在无足轻重的位置上，要么渐渐地永远消失了。事实上，白人殖民者只是在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后，才开始勉强地承认美洲土著所讲的“豕哼呓语”也是真正的语言。标准英语的确立过程，就是其它语言被排斥、被边缘化、甚至被消灭的过程，所以胡克斯非常形象地说，她能够从标准英语中听到“屠杀和征伐”的声音。
严格地说，并不是语言本身天然地就有利于某一民族、某一阶级，而是在特定的社会中，由于某一族群、某一阶级凭借其力量在社会中处于优势地位，不可避免地对语言进行操控和占有，这就使语言具有了“意识形态重量”。它不再是镜子一样透明的媒介物，对各类事物进行不偏不倚的均等反映。实际上，社会化的语言利用其特殊编码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观察、思维、表达。语言会教给人们观察事物，语言的习惯会形成人们的思维定势，流行的语汇瞄准了社会热点，它吸引人们的视线，聚焦社会的目光。语言把一些事物推向社会的前台，同时又把另一些事物驱赶到社会的边缘，或让它们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语言领域绝不是风平浪静的世外桃源，它是各种社会力量角逐的最热闹、也是最隐蔽的场所。一场社会变革往往会突然涌现出一大堆新词汇，人们常常看到，就像不同时代人们的穿着打扮不同一样，不同时代人们使用的语言也各有特色。
但是，由于语言总是占社会主导地位者的语言，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样一种尴尬情形，正如胡克斯在文章中多次引用的一句诗所表述的：“这是压迫者的语言，可我需要它和你说话。”事实确实如此。当今社会的被压迫者已经不像十九世纪巴尔扎克、雨果笔下的人物命运那样凄惨，他们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不会缺吃少穿，在灯光闪烁的城市大道上开着自己的汽车。然而，令他们苦恼的是，他们好像没有了自己的身份，丧失了话语的权利，找不到自我，更难以用语言进行表达。标准英语就像竖立起来的一副巨大钢架，将社会空间做了如此精细的划分，就像河水只能顺着一条条纵横的渠道流淌一样，人们大都是按照惯有的思路考虑问题，使用熟悉的词汇和腔调说话。胡克斯认为，反抗必须从语言开始。作为反抗者。首先必须意识到，语言既是控制之场，也是抵抗之域。通过语言，可以在反抗者之间建立亲密联系，进而可以在这一基础上形成抵抗者的文化。所以，学习说英语，讲异族人的语言，对于许多黑人不仅仅是被控制的过程，更是黑人造就抵抗场所、形成自己文化的过程，是被奴役的非洲人在被统治的境域中重新夺回个人权利的手段。黑人们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他们需要压迫者的语言进行交谈，但他们并不一定要遵循标准英语设立的种种疆界，不能越雷池一步。相反，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他们要打破标准英语设立的种种界限，把英语改造成另一种语言。如，被奴役的黑人可以说断断续续、不完整的英语，以特别的方式对词语进行组合，造成一种所谓的“反语言”，用以反映奴隶们破碎撕裂的内心世界。胡克斯举例说，当奴隶们唱着“nobody knows the trouble I see”?没有哪一个懂得俺碰到的麻烦?的时候，他们用的词不是“no one”而是“nobody”，二者相比，后者内涵更为丰富，因为正是奴隶们的身体(body)承受着沉重的折磨。胡克斯指出，采取各种手段违背标准英语?如词语的不正当放置和使用、割裂标准英语的习惯用法、改变标准英语的思考方式等?的目的，是要说出比标准英语界限之内允许的更多的东西，使英语这种白人的语言和被压迫的黑人发生密切联系，最终使英语不再仅仅是压迫者的语言。
除了碎裂、改造标准英语，身遭奴役的非洲人寻求自我解放还有一个重要途径，那就是他们不能忘记自己的语言——黑人方言。胡克斯甚至断言，黑人方言在当代文化建设上起非常关键的作用。凭借这些方言土语，黑人们完全有能力干预标准英语的制约和界限。胡克斯身体力行，在这方面做出了表率。她把小时候在不同地区听到的南方黑人方言带到各种社交场合，在教学中，胡克斯鼓励学生用母语发言，然后再将其翻译。通过诸如此类的教学实践，胡克斯给她的学生树立了这样一个信念：接受高等教育不必一定要疏远他们自己的母语，疏远他们最熟稔的语言和文化。胡克斯在课堂上创造了一种用多种语言说话交流的空间，这些做法也引起了种种议论。当学生们在课堂上用各种语言发言时，白人学生常常抱怨听不懂、尤其是用黑人方言发言时，还会引起一些白人学生的不安。在这种时刻，胡克斯认为教室中出现了“不带支配操纵”的空间，白人学生应该利用这一空间去获得聆听非英语语言的经验。
在修读“黑人女作家”课的课堂上，来自不同族类的学生压抑了自己用母语说话的渴望，这种压抑好像是很自觉的，在人们看来事情似乎就应该如此，很少有人认真去思考这种压抑，把它看成是“政治性的”，是“白人至上主义”在语言领域的表现。在胡克斯看来，这正显示了文明社会对人的控制：我们是多么容易地就参与了与压迫者文化合作的共谋！
胡克斯指出，“转变我们怎样看待和怎样运用语言的方式，必然会改变我们认知我们所知的方式”。如果我们把语言比喻为一面镜子，那么这面镜子折射出的是社会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更广泛地说，语言是“文化帝国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被压迫者很难在统治阶级的语言中复原自己的经验，他们很难用这样一种“异质”的语言表达自己的真实情感。因此，改变语言，不仅仅是改变一种表达媒介，而是改变现实、解放自身的需要。把语言领域描述为斗争之场，鲜明地表达了黑人女性主义理论家胡克斯的真实感受，也会引起所有争取解放和自由人们的共鸣。
 |
